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坦桑尼亚西部重镇基戈马市为例，以遥感解译的2000、2007、2014 年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结合实地调研，运用GIS 空间分析方法，分析非洲国家城市扩展的整体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基戈马自2000 年以来建设用地投入相对人口增长来说比较合理，城市扩展主要占用裸地和植被，城市环境恶化；②城市扩展主要沿从市中心向外辐射形成的道路网进行，表现出一定的轴带扩展特征，后期交通轴带间的填充式扩展逐渐显著，而城市中心密实化过程逐渐减弱；③城市扩展主要受到人口增长与非正式聚落扩张、交通线路引导与规划失灵等因素的影响。中非可以加强在城市交通设施建设、城市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方面的合作，从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为全面了解长江经济带综合承载力水平，从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资源环境子系统等3 个子系统中选取27 个指标构建综合承载力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 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对长江经济带2005—2015 年的社会承载力、经济承载力、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承载力时空格局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2005—2015 年间长江经济带综合承载力呈现东部引领、中西部加速追赶的时间变化特征；② 2005—2015年间长江经济带综合承载力热点区域分布在长三角地区，且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逐渐向中部地区转移；③对长江经济带综合承载力具有显著作用的指标为城市化水平、城市维护建设性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全员劳动生产率、环境治理投资占GDP 比重。

　　文章首次以区县为研究对象对闽三角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与联系进行研究，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识别城市群聚集特征，并利用改进引力模型测算城市间的空间联系，探究闽三角城市群发育情况。研究结果表明，闽三角城市群尚处于发育初级阶段，城市集聚已经初步形成，但是规模较小；城市空间联系核心—边缘特征明显，海—陆差异较大，内陆地区处于城市关系网络末梢，缺乏发展机遇；城市群圈层结构单一，等级结构不明显。整体网络联系过度依赖厦门岛的辐射带动，缺乏合理的梯度层级。最后为未来闽三角城市群发展提出加强经济空间联系、着重构建梯度层级城市体系、延伸海岸经济带和扩大腹地纵深等几点建议。

　　基于春运期间腾讯人口迁徙数据，用人口迁徙热度对城市间联系进行表征，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借助Ucinet 软件对成渝城市群网络结构特征从网络密度和凝聚子群、城市群内部等级结构、城市群空间结构3 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成渝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为78％，但是区域分布不均，西密东疏；城市群内部成都、重庆极化效应显著，成都辐射作用大于重庆，研究区城市分布层级呈现成都、重庆“双核独大”导致“中部塌陷”的格局；城市群空间结构呈双核心圈层放射状，核心—边缘分布特征明显，城市群处于成长期阶段。文章从人口流动视角切入，利用城市大数据开展城市群网络分析，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群研究手段，对认识城市群内部城市体系构成具有重要意义，为城市群空间布局优化提供理论指导。

　　采用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长三角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 U）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区域差异。结果显示，EP U 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消费、投资产生短期的负向作用，对实际利用外贸（F DI）产生短期正向影响。进一步通过分区域研究发现，EPU 对中心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负向影响较大，对外围城市的消费和FDI 负向影响更显著，对中心城市的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却产生短期正向影响。结论表明，政府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要关注不确定性的区域效应，外围城市要加快融入长三角中心区，积极推进长三角城市经济区域协调发展。

　　本文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并借助按行政区域划分的虚拟变量来对比长三角三省一市内民营上市公司的风险水平，以此作为切入点探寻长三角一体化的成效。实证表明长三角一体化具有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省边界处市级的行政壁垒不明显以及上海地区具有经济辐射效应。然而，长三角一体化仍有进步空间。在省级行政壁垒层面，安徽省、江苏省与上海市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风险水平差异：安徽省具有最高程度的风险水平，江苏省次之，浙江省与上海市之间却相差无几；且各省内重点城市（如苏州、杭州、马鞍山等）与周边城市之间同样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得出结论：在未来不仅应于省交界处强调区域一体化，还应于各省内部以市为单位的行政区域间强调区域一体化，以达到长三角区域内民营企业风险水平方面的均衡；并应更重视安徽省于长三角流域内的地位，倾斜更多的资源以弥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在安徽省起步晚的状况。

　　运用综合评价法、障碍度模型等方法揭示近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的时空演变格局与阻碍该地区城市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呈现出显著的区域不平衡不协调现象，主要表现为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环长株潭城市群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武汉城市圈则最低；城市群城市韧性的总体差异在逐渐扩大，且主要表现为区域内各地市的差异；从整体上看，城市群城市韧性各阶段的变化较为显著，经历了“中高水平集聚”“中低水平分散”，最后演变为“中等水平聚集”；阻碍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由经济—基础设施方面逐渐过渡到了基础设施—社会—生态方面。

　　建立2012 年、2017 年百度指数矩阵，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对数离差均值揭示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网络联系的结构、类型、空间均衡性等特征。结果表明：（1）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城际网络联系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有明显增强；（2）城市网络联系层级由“1+5+9+12”分布演变为“3+3+11+10”的格局，上海、武汉、南京成为网络结构中的极核；（3）区域中六成以上城市还属于低点入度、低点出度的Ⅲ型城市，强化区域内城际联系任重道远；（4）城际网络联系强度在空间非均衡性上要远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但增长幅度上又远大于后者；这会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进而影响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随着区域空间组织模式的网络化转型，精细分析城市网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准确揭示城市发展机理。以全国289 个城市为样本，基于多元客流构建城市网络联通指标，从产业职能视角探索城市关联网络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全域及局域城市网络均显著促进城市综合经济和制造业发展；而服务业的正外部性主要体现在大城市，其在小城市出现集聚阴影；一定的城市规模是城市网络外部性作用的重要基础。在发展多中心城市网络体系过程中，需重视中心城市的培育，选择性地推动中小城市产业升级，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协调。

　　本文围绕着“珠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如何扩展”及“扩展驱动力是什么”两个核心问题展开，基于2000-2015 年珠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数据，利用扩展强度和扩展差异指数分析了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土地扩展的时空特征，选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重心转移模型分析了珠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整体扩展强度呈下降趋势，扩展差异显著，以广州市、深圳市为核心呈现蔓延式扩展；G D P、距核心城市的城镇距离是珠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因素；核心城市在促进其他城市的城镇用地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在我国很多城市出现了一个城市多个高铁站点布局的现象，这既存在有利城市发展的一面，但也产生了诸如客流稀少、可达性差、建设规模超前等问题。同时，高铁网络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高铁“一城多站”现象将会进一步显现，并可能加剧相关问题的严重性。由于国内外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存在较大空白，本文以沪宁沿线城市为例开展了相关研究：首先，对高铁“一城多站”的现状和规划特征进行梳理；其次，剖析了现状“一城多站”选址和未来规划能否与现状高铁站点之间“并站”等重点问题；最后，针对“一城多站”问题提出相关的优化策略与启示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已制定完成，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比较优势、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空间溢出效应理论，梳理出城市功能分工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协同发展机制，改进了城市功能分工的测度方式，并依此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功能分工的效果进行判断。逐步实证结果显示，城市功能分工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倒U 型的影响，但这种机制只适用于香港与内地九城，澳门与其他大湾区城市的协同发展在本文的研究层面没有得到体现。本文尝试从产业升级与产业发展模式差异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并根据各类城市的发展阶段与区位格局给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随着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治理成为有效化解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问题的重 要工具。本文在总结国外区域治理模式和手段的基础上，提出立法保障是最综合、最权威、最 有效的区域治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回顾了珠三角区域治理制度法定化创新的探索，从实施主体 和事权划分、相关规划协调情况、促进与保障规划内容、公众参与制度及监督考核制度等方面 评估总结了珠三角两版规划条例的实施成效和存在问题，基于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从 明确实施主体、细化实施任务、加强实施监督三个方面提出区域治理制度创新的方向和建议。

　　本文通过收集我国 2004-2015 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区域消 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并运用 Shapley 值分解方法分解了这些因素，得出结论如下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幼儿抚养比、地区固有因素和医疗保健支出比对区域消 费影响显著，失业率、老年抚养比对区域消费影响不显著 ;各因素对我国城镇居民区域消费差 异的贡献度，按从大到小的排序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区固有因素、城镇化率、幼 儿抚养比、医疗保健支出比。

　　改革开放初期，发展小城镇曾一度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然而，伴随国民经济发展重心向大城 市的实际转移，全国范围内都开展了广泛的乡镇撤并运动，这在发达的大都市地区更为明显。 本文将乡镇撤并置于大都市区化的视野内进行研究，以南京市为例，发现大都市区的形成发展 与区域内乡镇撤并有很强的时空关联性，且后者高度服从于前者需要。通过对被撤并乡镇驻地 的发展现状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发现与大都市区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大部分驻地都在 衰退，少数发展的也是由于被城市扩张吸纳，或因受城市辐射而保持稳定，总体看来成了名副 其实的“失落空间”。进一步将被撤并乡镇驻地分为一般衰退型、规划控制稳定 / 衰退型、总 体稳定型、城市吞噬再造发展型、工矿生命周期终结衰退型五种类型，针对其各自特点与现实 问题，以实现可持续的大都市区发展为目标提出引导策略建议。

　　区域创新已成为当前区域发展与规划的前沿热点，而空间协同是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重要路径。本研究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3C”综合区域协同创新系统绩效的评估框架，并以长江中游 城市群28个地级市为实证案例，从3个层面观察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创新系统的特征和 属性，主要结论有 :1.3C 理论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动态框架，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系统的分析与 研究有一定适用性。2.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创新能力差距较大，存在“中部塌陷”现象 ;城 市群创新网络联系较弱，网络空间上呈现不均衡三角形结构 ;创新协同网络层次、节点较少，空间结构不明显。3.3C 评价结果显示3个次级城市群发展困境不同，应制定不同的创新发展 策略。4.3C 结构是一个非线性发展过程，从低水平扩展到开放式均衡发展，若发展不均则进 入过均衡式发展阶段。

　　基于2000-2016年长三角地区地级市层面的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了经济集聚与区域创新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 :经济集聚与区域创新显著正相关，经济集聚和区域创新 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地区交互影响，即邻近地区的经济集聚对本地的区域创新具有促 进作用，邻近地区的区域创新亦对本地的经济集聚存在促进作用。经济集聚和区域一体化具有 促进区域协调和区域创新的双重政策红利，构建长三角地区创新共同体应具有全局意识。

　　转型期的中国正在经历以人为本的社会思潮变迁，在此背景下国土规划中区域政策的选择更加 关注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本文在对比研究二战后不同国家国土规划发展的基础上，综述中 国国土规划的基本情况。进一步，通过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的重新认识，从经济学研究 假设切入，探讨中国作为大国共同体的特殊价值与现实困境。从而反思国土规划中现行的区域 政策，并提出共同体视角下区域政策转变与优化的方向，以期为决策者提供多角度的策略比选。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过程中，行政区与经济区的界限开始消失，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量的跨界城市合作实践。本文在跨界区域主义的理论视角下，以江阴—靖江工业园区作为跨界城市合作案例进行研究。通过分析跨界园区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绩效，本文认为江阴和靖江的跨界城市合作实践并不理想。合作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园区相互交织的管理体系、从合作到竞争的城市关系转换和缺乏明确的利益分配机制等三个方面，而根本原因在于城市是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跨界城市合作的基础会在地方政府单方面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不断被削弱，并导致城市合作最终破裂。江阴市和靖江市跨界合作的经验和问题也将为我国其他城市的跨界发展提供借鉴。

　　简政放权的背景下，市县行政管理架构日趋扁平化，在激发地方发展活力的同时也使得地方竞争日趋激烈。规划权是直接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权力要素，并且贯穿市县政府利益博弈的始终。从规划权角度切入，认为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市县之间难以形成平等互信的沟通与合作模式，往往容易陷入囚徒困境的博弈悖论。应通过构建市县之间双向沟通平台，并通过上级政府的监督机制增加非合作博弈成本，促进市县之间形成新的博弈均衡。

　　新型城镇化是人口、土地、经济、生态、社会五大要素协调推进的统一整体，本文运用层次分析—熵值法、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分析并结合障碍度模型对 2005-2014 年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的时序变化以及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建议。结果表明 ：① 2005-2014 年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不断上升，经济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是影响成渝城市群城镇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动力。②研究时段内成渝城市群城镇化发展协调度不断增长，子系统的两两协调关系变动趋势基本与之一致，其中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间的协调水平最高，城镇人口比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社会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者间协调水平最低，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人均城市道路面积。③城镇人口比重、人均 GDP、职工平均工资、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例、非农人口规模等成为影响研究区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的主要障碍因子。成渝城市群应重点突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控制农地过度非农化，提升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服务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巩固和提升新型城镇化协调健康发展。

　　文章分析了珠三角近郊型小城镇的空间特征和转型发展的区域背景，并结合“流空间”理论等新区域观，提出了面向城市群的小城镇空间发展理念，即“网络城市”的区域整体观、“社会容器”的人本主义观、“宜居宜业”的双重城市观。基于此，文章以中山市沙溪镇为例，从空间格局、空间要素和重点分区等方面提出了空间优化策略。具体包括 ：区域格局要组团统筹，融入区域，提升能级；城镇格局要优化布局，促进空间融合；公共设施要集中布局，全面覆盖，提升等级；交通设施要强化内外联系，提高通达度 ；建成环境要提升品质，塑造景观风貌 ；旧厂和旧村要分类指导，建设现代社区 ；大型项目要打造专业化组团功能。

　　人力资本是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提升人力资本效率是建设成渝城市群的必由路径。基于三阶段D E A 模型对成渝城市群2014 年的人力资本效率进行实证研究，探索外部因素、效率水平、区域差异等方面对成渝城市群人力资本效率现状及发展路径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投入、开放水平和技术水平等外部因素对人力资本投入冗余有显著影响；规模效率是限制成渝城市群人力资本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成渝城市群人力资本的发展具有区域差异性特征。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得到若干启示。

　　本文以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为出发点，从要素和产品流动的角度研究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首先，以区域中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品流动为核心，探讨其对区域经济协同的研究思路。其次，以京津冀地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显著正溢出作用，且大城市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但是计量模型结果表明京津冀制造业区位熵在未来存在拐点，呈现倒U 型特征；交通基础设施对京津冀地区各城市市场一体化有正面影响，但是对于人口高度集聚的特大城市的市场一体化与区域整体呈现割裂状态。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组织形式出现了网络化的新趋势。借鉴企业网络模型方法，利用上市公司机构分布数据计算长江三角洲16市1999-2013年城市间的联系值，通过考察15年间不同等级城市之间及同等级别城市间联系值的变化特征，分析城市体系结构的改变，发现上海的核心地位在下降，中小城市间的关联相对增加较快，验证了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网络化演进的趋势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随着世界城市网络的逐步形成，以多中心城市区域为代表的城市空间形态已经成为世界高度城市化地区的重要特征和普遍现象。“多中心”实质包括形态多中心和功能多中心，文章选取山东沿海城市带城市间每日公路长途客运班次作为城市间客运交通功能联系的替代数据，从县区尺度、城镇组团尺度和城市尺度三个尺度分析空间单元之间联系强度、节点关系和区域多中心性。研究发现山东沿海城市带在功能联系上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向心性和内化性特征。从多中心性角度分析，山东沿海城市带是具有尺度敏感性、地区差异性、变化同向性等特征的多中心结构，初步形成了网络化多中心城市空间联系格局。

　　运用异速标度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及其各个省份的工业产值—用地面积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1）长三角城市群工业产值—用地面积服从异速生长定律，工业用地利用基本合理；（2）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用地利用存在一定规律，工业产值—用地面积系统发育程度较高；（3）从幂函数的分形关系来看，长三角地区工业用地发展遵循城市演化机制，自上而下的组织关系较少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

　　经济全球化以来，城市群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和空间集聚形态。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较早的沿海三大城市群，如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塘等，对于内地的城市群则涉及较少。而两者间对比研究则更为缺乏。本文选取沿海与内地城市群的典型代表——长三角和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构建GIS城市流强度模型，从客运流、信息流两个方面对两大城市圈的发展程度进行计算对比。结果表明，与沿海长三角城市群相比，内地武汉城市圈城市流强度较小；在结构方面，沿海的长三角城市群城市体系已经发育成熟，形成了多级中心结构，而武汉城市群仍是单中心结构。据此，从空间规划角度提出旨在提高内地城市群质量的策略。

　　新型城镇化时期，经济发达地区城镇与城镇之间空间趋近现象引起关注。深入分析城镇之间空间趋近和博弈现象，探讨跨镇域城镇空间整合的影响因素。提出以空间布局整合为导向，结合行政区划调整的跨镇域空间整合方式。并从整合规划的决策方式、公众参与、文化支撑机制三个方面提出跨镇域空间整合机制。

　　作为我国主要的人口集聚地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建立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度模型，从城市群、分地市、分县3个尺度，定量揭示并对比分析了三大城市群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程度、区域差异与空间格局，研究表明：长三角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度最高，地市差异最小，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社会经济协调度县域优良率分别为100%、97.92%和87.10%，讨论并提出了其形成机制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