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良渚遗址近年考古资料的分析解读，从城乡规划学科的研究视角，以相关古城资料进行纵、横向比照分析为手段，研究分析良渚古城的营建特色及其反映在城市营建过程中的理念和技术手段。提出良渚古城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经过系统规划的城市，对后世江南城市发展和我国都城规划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研究我国城市起源、研究传统规划理念形成和江南水乡人居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和地位。

　　城市中轴线承载着历史古城城市文脉的传承和变迁，活化城市中轴线对于解决城市文脉丧失、活力衰退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文脉主义理论，结合历史古城城市中轴线失活的实际情况，从撷取文脉基因、移植文脉单元、塑造文脉空间、营造场所精神、传承文化风貌等方面提出了历史古城城市中轴线活化策略，并将其应用于开封城市中轴线活化实践，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南粤古驿道是构成我国线性遗产网络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从历史文化传承的视角研究并真实再现和活化利用古驿道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古驿道沿线地区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国内线性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理论及实践。以梅州市境内的南粤古驿道为研究对象，提出打造集传承古色、绿色、红色于一体的古驿道线性遗产空间，并采取以线串点、连线成片的“点—线—面”三位一体的空间组织策略和“规划策划—发展建设—推广宣传”的全过程活化利用方式，推动沿线地区保护传统村落、提升人居环境、发展综合旅游，实现古驿道历史、文化、生态多元价值，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提供可推广的广东经验。

　　日常生活空间作为原住民生活世界的基本构成，是居住型历史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生活空间的变动直接影响居住型历史街区生活真实性保护与传承。以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为例，通过典型年份的P OI 数据追踪调查，对历史街区日常生活空间分异进行可视化分析。根据不同属性的P OI 数据变动特征，分析历史街区日常生活空间变动总体特征。研究发现，平江历史街区原住民的日常居住、消费与休闲空间分别出现空心化、边缘化及碎片化的特征趋势。基于居住型历史街区生活真实性保护目标，对历史街区过度商业化及日常生活的异化进行了反思。

　　针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普遍存在的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实施不力等问题，本文以韩国首尔北村韩屋密集区为研究对象，梳理北村韩屋保护的演进历程，解读韩屋保护的相关制度，从而为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国际经验借鉴。研究表明，构建居民广泛参与的保护制度体系，明确保护规划在管理制度中的地位，形成政府政策管控引导、居民介入及第三方平台监督的多元协作等是重要的制度建设途径。

　　运用综合评价法、障碍度模型等方法揭示近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的时空演变格局与阻碍该地区城市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呈现出显著的区域不平衡不协调现象，主要表现为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环长株潭城市群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武汉城市圈则最低；城市群城市韧性的总体差异在逐渐扩大，且主要表现为区域内各地市的差异；从整体上看，城市群城市韧性各阶段的变化较为显著，经历了“中高水平集聚”“中低水平分散”，最后演变为“中等水平聚集”；阻碍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由经济—基础设施方面逐渐过渡到了基础设施—社会—生态方面。

　　建立2012 年、2017 年百度指数矩阵，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对数离差均值揭示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网络联系的结构、类型、空间均衡性等特征。结果表明：（1）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城际网络联系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有明显增强；（2）城市网络联系层级由“1+5+9+12”分布演变为“3+3+11+10”的格局，上海、武汉、南京成为网络结构中的极核；（3）区域中六成以上城市还属于低点入度、低点出度的Ⅲ型城市，强化区域内城际联系任重道远；（4）城际网络联系强度在空间非均衡性上要远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但增长幅度上又远大于后者；这会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进而影响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随着区域空间组织模式的网络化转型，精细分析城市网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准确揭示城市发展机理。以全国289 个城市为样本，基于多元客流构建城市网络联通指标，从产业职能视角探索城市关联网络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全域及局域城市网络均显著促进城市综合经济和制造业发展；而服务业的正外部性主要体现在大城市，其在小城市出现集聚阴影；一定的城市规模是城市网络外部性作用的重要基础。在发展多中心城市网络体系过程中，需重视中心城市的培育，选择性地推动中小城市产业升级，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协调。

　　本文围绕着“珠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如何扩展”及“扩展驱动力是什么”两个核心问题展开，基于2000-2015 年珠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数据，利用扩展强度和扩展差异指数分析了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土地扩展的时空特征，选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重心转移模型分析了珠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整体扩展强度呈下降趋势，扩展差异显著，以广州市、深圳市为核心呈现蔓延式扩展；G D P、距核心城市的城镇距离是珠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因素；核心城市在促进其他城市的城镇用地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总结、分析国内外城市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结合长沙自身发展特色，初步构建了一套包含8 个一级指标、35 个二级指标的长沙市城市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 H P法纵向评价长沙近期（2022 年）、远期（2030 年）城市现代化实现程度。同时，选取领先型城市、追赶型城市、借鉴型城市，横向比较长沙实现现代化的差距，通过纵、横向比较研究直观地看到长沙在现代化体系中存在的优势与不足，据此提出长沙加速现代化进程的对策举措。

　　文章以特色小镇创建为研究对象，以276 个中国特色小镇共677 条评审意见为研究素材，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建构了中国特色小镇创建机制模型。研究发现：①中国特色小镇的创建重点，从维度、范畴到概念的层级分布，其相应的首位重要性分别为价值链提升的竞争机制、规划修编引导和规划修编。②中国特色小镇创建机制，由科学可实施的规划机制、价值链提升的竞争机制、复合动力的保障机制和多重目标的平衡机制4个维度所组成。③认为规划机制在特色小镇创建中扮演战略引领的角色，竞争机制确保特色小镇在激烈创建竞争中脱颖而出，保障机制能够实现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平衡机制使得特色小镇各方主体利益最大化。

　　以《城市规划学刊》《规划师》《国际城市规划》为文献来源，依托中国知网（CNK I）文献计量可视化平台，分析以上期刊文献的关键词、文献共被引、文献指数等，结合对近3 年相关中央文件的解读，总结我国城乡规划研究动态：①整体研究趋势为经典问题始终延续、前沿问题不断涌现；②经典问题包括：法定规划、问题导向的城市设计、国情政策导向的城镇化研究；③涌现的前沿问题包括新型城镇化、生态城市、旅游规划、产城融合；④未来研究趋势一方面延续新型城镇化、生态城市等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将展开对乡村的系统性研究、对本土规划理论的构建以及健康与安全城市研究。

　　本文通过实地勘察、问卷调查与G IS 空间分析的方法，对岳麓山大学城周边的流动摊贩的人群构成及经营活动的时间特征、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探寻流动摊贩在区域内的时空分布规律，旨在从规划角度提出流动摊贩治理策略。研究发现流动摊贩的集聚特征呈现相对稳定性，为流动摊贩的疏导规划提供了依据。文末基于包容性的多方融合协同原则，分别从规划主体、城市管理主体及流动摊贩主体出发，提出治理策略，以期为新时期的城市治理提供借鉴。

　　本文对莫斯科与北京的地铁网络发展分别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是线网方面，将两个城市地铁线网进行发展阶段分类，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对两者的线网建设发展特征做定性对比分析；其二是站点方面，随着地铁的扩张，提出不须指定范围的站点分布密度指数，对比分析地铁建设程度与建设趋势。最后，针对国内城市的地铁建设密度值、地铁与公交互补发展方面提出相关经验借鉴，并得出国铁与地体一体化发展的相关启示。

　　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交通问题也日趋严重，交通拥堵已然成为制约大中城市发展的“瓶颈”。新数据环境下我们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城市交通特征信息来分析交通拥堵特征。研究采集连续一周的实时路况数据，通过Arc GIS 操作平台对苏州古城区范围内的常发性交通拥堵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剖析交通拥堵发生的主要原因。研究显示：时间上，苏州古城区工作日和休息日均有两个出行高峰，但高峰时间段和峰值有所差异；工作日路况拥堵变化程度较大，潮汐现象更为明显；空间上，交通拥堵呈现“点、线”并存的特征，并有向周围区域扩散形成“面”拥堵的趋势。研究表明，常发性拥堵时空分布规律与交通供需矛盾、职住分离、路网结构、用地布局等因素存在一定相关性。

　　基于南京“智慧旅游”监测平台的大数据，本文分析了“年度季节变化”“节假日期间的日变化”“时刻变化”不同时间尺度下闲暇日来宁游客的旅游流时间分布特征；引入引力模型和齐夫位序—规模法则，建立不同时间段内来宁城市客流引力位序，全面细化地探究了旅游流的时间特征。研究表明：①南京市年度旅游客流分为旅游旺季、淡季和平季，呈现“峰林结构”；②节假日每日旅游客流分布均为单峰型结构，且客流量峰值均出现在假期的中间时段；③节假日实时旅游流量总体上呈现出倒“U”型，每日客流峰值基本上出现在10:00-17:00 ；④以不同时间段的阻尼系数作为景区吸引力指标，发现闲暇日的长短影响景区吸引力；⑤南京旅游吸引力的客源市场省份等级结构符合齐夫位序—规模法则，是以江苏省为首位客源市场的首位型分布，且为单分形结构。本研究为南京旅游在节假日期间客流量的控制和疏散等方面提供了一定依据。

　　乡村旅游地向内生发展模式过渡，行动者间的主体地位更迭。本文以社会网络分析法为研究方法，以苏州市W 村为案例，分析乡村旅游地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结果表明：景区经营单位和地方各级政府单位，分别从经营管理和政策引导这两个角度，主导着W 村旅游发展；景区经营单位的中介中心度最大，初显内生式发展的特征；村民群体所体现的内生力呈明显趋利性，内生式转型尚不完全；区位优势与乡村旅游地的内生式发展进程间尚未呈正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