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基于CAS理论，以武汉市主城区28个典型公共空间的居民拜访热度与周边8类公共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的相关性为切入点，分析在城市公共空间复杂适应性系统中公共空间及其周边公共设施的相互适应性特征，提出“主体自我优化、适应关系优化、多单元协调优化”的适应性提升策略，并为所研究的28个典型公共空间中活力欠佳的公共空间提出适应性提升策略的运用方案。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垃圾处理场站从边缘飞地逐步融入中心城区域，因此急需从城市空间总体性视角对垃圾处理设施的演变特征进行研究。论文以北京市为例，分析城市垃圾处理场站的空间演变，并进一步探究其与其他重要城市要素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自2000年以来北京市垃圾处理场站的处理范围由城区近郊向远郊扩展，场站空间布局由单一功能的分散布局向综合功能的集聚布局转变；近郊圈的六环路周边成为北京大型垃圾处理设施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同时，垃圾处理场站与一级公路、居民点等城市要素在空间位置上临近，而远离城市治理中心。论文所研究的垃圾处理场站分布及发展演变规律对未来城市垃圾处理场站的空间位置布局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城市文化设施布局是城市更新时期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现有研究主要围绕特定区域或特定类型的文化设施布局特征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展开，追求使用基于大样本数据的量化分析方法。但文化设施的规划建设是要创造一种基于文化认同与文化活动的混合使用模式，以实现促进城市和谐发展、增强自身竞争力的目标。鉴于此，文化设施布局的研究应当深入探讨文化认同的影响，要以实现城市设施空间和功能复合为目标研究文化设施与其他设施的空间相关性。文章以西安市为例，以GIS技术、POI数据为支撑，研究城市文化设施布局特征，从文化认同和相关设施因素等方面研究其布局机理，发现文化认同是影响经营性文化设施布局的主要因素，商贸娱乐设施较易与文化设施形成多样化集聚。

　　在区域层面实现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的均等化供给事关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公平。文章借助多指标综合评价法、空间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浙江省89个区县的城市公共体育设施配置水平展开研究，得到以下结论：总体上浙江省城市公共体育设施配置为橄榄形状分布，呈现“市辖区>县级市>一般县”的特征；不同等级城市公共体育设施配置水平分布具有协同性，并呈现多中心极化的空间分布特征，而不同类型城市公共体育设施配置水平空间分布差异化显著；各区县城市公共体育设施配置水平在全局上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水平扩散区域主要分布在环杭州湾地区，中西部地区多为发展起步区域。城市公共体育设施配置水平与人口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由东北向西南递减的空间特征。

　　城市近郊区轨道交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受区域功能分化的影响，不同站点周边服务设施配套与职住人口增长情况存在差异，科学分析二者的匹配关系有助于提升近郊区轨道交通建设的开发效益和对人口的吸引力。文章以武汉市近郊区109个轨道交通站点为例，首先基于POI和手机信令数据构建站点分类指标体系；然后运用聚类法对所选站点进行分类，并分析不同类型站点的关系特征与空间分布情况；最后结合分类结果建立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站域内服务设施对不同类型站点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根据服务设施配套与职住人口增长的特征，可将武汉市近郊区站点划分为高配套高密度居住高增长、中配套中密度就业中增长、低配套低密度职住低增长、低配套低密度就业低增长、低配套低密度职住低减少、低配套中密度职住高减少6种关系类型，其中低配套低密度职住低增长型为主导类型。②大部分站点周边服务设施与人口增长为正向关系，站域内完善的服务设施、适当的职住密度能够促进人口的快速增长。轨道交通的发展提高了通勤可达性，靠近市中心的大部分站点周边人口处于增长态势而郊区外围站点周边人口则处于流失状态。③商务设施密度对就业型站点有正向影响而文化设施密度对就业型站点有负向影响，医疗设施密度对职住减少型站点有负向影响。基于此，文章从人本视角对武汉市近郊区轨道交通站点的服务设施差异化配置提出策略。

　　环境保护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公众意识的觉醒和主动参与对推动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论文基于2010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建立了环境保护的知—信—行理论模型，探讨了环保态度如何在危机感的中介作用下对环保意愿、自感健康、环保行动产生影响，揭示了其作用路径和机制，并分析了人口特征、物质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该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当前时代背景下对相关环境现象的理解和认识。

　　南粤古驿道是我国线性文化遗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得到合理的保护和活化发展。从研学旅行视角出发，通过梳理南粤古驿道研学现状，构建南粤古驿道文化遗产与研学旅行的互动机制模型，探讨二者内部互动机制与外部动力机制的因素及规律。依据互动关系模型以西京古道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从构建线性文化遗产研学空间体系、建立特色研学主题功能单元、开设“承旧引新”的研学体验形式3个方面提出南粤古驿道的活化保护路径，以增强南粤古驿道与研学旅行的互动融合。以研学旅行触发古驿道遗产活化，为南粤古驿道文化传承及沿线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借鉴思路。

　　论文关注到传统遗产研究中社区主体失语问题，批判性遗产研究聚焦于多元主体价值挖掘与意义重构，尤其是为社区参与遗产保护提供理论支撑。现存大量城市校园社区，在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决策制定与保护实践过程中，忽视学生关键主体的价值，使得两者割裂无法“双利共生”。以中山大学康乐园为例，从学生感知入手，探究学生遗产感知对遗产保护态度的作用过程及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特定遗产感知路径对价值感知有正向作用，从而进一步影响参与意愿。遗产知识普及、入校时长、遗产特征等显著影响学生遗产感知与保护态度。据此为校园遗产保护与管理实践提供建议。

　　解析古镇环境风貌要素与游人时空行为的关联，对古镇旅游目的地规划设计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研究选取乌镇西栅景区作为研究案例地，通过百度大数据解析游人时空行为分布特征，综合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深入揭示游人时空活动强度的影响因子及其作用强度和交互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古镇环境设计和改造提出了建议。

　　专业批发市场是枢纽型城市特有的商业业态。广州的专业批发市场在广州特殊城市地位和特有营商环境下，经过了复杂作用形成目前的空间形态，虽提供就业岗位但影响了城市的正常功能。厘清专业批发市场空间演进机制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转型升级政策。论文以区位、交通、人口、地价、公服、产业等作为影响因子，借助多元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广州专业批发市场在改革开放40年来空间演进背后的驱动机制，进而提出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基于西安市旅游景点、客运枢纽站、居民小区数据及公路网、公交线网、轨道交通线网数据，运用GIS网络分析法和ESDA空间关联性分析法，从外地游客和本地居民两个角度，探讨散客化背景下轨道交通在旅游景点公共交通可达性中的影响。结果表明，地铁显著压缩了城市的地理时空，景点可达性优化效果显著的区域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以主城区为中心沿地铁线路方向轴向延伸的特点；机场及北客站的景点可达性受地铁影响最大，西安南站景点可达性最低且优化最少；地铁促使城六区所有街道升级为景点可达热点区域，对较偏远地区蓝田县和临潼区的优化效果有限，对于极偏远地区周至县难起到优化作用。

　　在西方，公共空间出现以来便经历着不断的变化。早期西方公共空间主要作为特权阶级 开展“政治性”活动的场所。到了工业时代初期，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开始形成。 而 1970年代末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和资本全球化的兴起，政府在公共空间生产和管理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弱化。这些趋势造成了西方城市公共空间公共性特征的变化。文章讨论西方城市公共空间公共性特征的发展和转变，在此基础上透过大卫·哈维构建的“空间修复”理论视角，分析资本在城市空间中的扩张和固定过程对当代西方城市公共空间所产生的影响，并归纳出当代西方公共空间公共性所表现出的模糊性、复杂性和相对性特征，为我国转型期的公共空间治理和理论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历史街区公共空间承载着多元主体的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其空间品质是环境质量与精神感知关系的相互映射。以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为例，从物质空间、历史文化以及心理感知3个维度建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空间品质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关联路径、变量路径效应与满意度的关系特征、居民满意度特征，最后分析3个维度满意度差异性的成因。

　　城乡二元结构从对立走向融合。30年来，中国城市的二次现代化进程：从核心城区建设到郊区化扩展，从郊区城市化到新城区发展，再从新城区崛起到城市带连接。城市化不仅仅是传统城市的命题，也是郊区乃至城市带之间传统乡村城市化的课题。城市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空间尺度、公共属性“包围”和改造传统乡村。乡村的根文化、生态文明、田园生活方式等在进入城市视野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融合方式。城乡相向而行，在相互的资源与资本的共性化过程中，实现了价值交换。

　　城镇化推动农民进城带来了农村的空心化，对村庄进行整治撤并是必然趋势，论文对南京市农村人地关系现状开展调研，分析了农村存在自然村规模小、人均占地多、空心化日益突出等问题，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村庄整治规划的四大原则：尊重意愿、拉长周期、统筹城乡、科学分类，并创新研究了乡村空间规划编制中的村庄分类方法和对应整治策略，同时提出了实施村庄整治撤并的一些措施建议。

　　目前社区养老托育服务的重点是对身体健康的照护，对精神、社会、身体三维一体的全方位健康需求供给能力相对滞后、满足度低，需要社区康养的新发展予以支撑和保障。在社区治理的逻辑框架下，社区康养领域出现的照护服务、营养配餐、运动康复、适老化改造、金融、教育、宜居环境开发等新业态，既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也面临有效供给不足、质量标准不高、人才支撑不强、供需信息不对称、市场宣传不到位、社区公共服务不配套等诸多挑战，需要在创新治理模式、推进科技赋能、健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上实现突破。

　　随着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化已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手段。智慧治理创新不仅提升了基层精细化治理理念，还强化了基层“一核多元”治理模式，更是达成了重塑基层“立体化”治理机制的根本目标。从智慧治理实践成效来看，智慧治理在引领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倒逼政府治理改革以及提升基层“智治力”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基层治理领域表现出较高价值的同时，也带来居民重要信息泄露、基层自治空间不断压缩以及社会结构可能解组的风险。由此文章提出应提升个体和组织的风险应对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作化解潜在风险机制、借助政策实施防范智能化失范等防范基层智慧治理创新风险的优化建议。

　　中国的大学与英国的大学在空间落点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的知名大学往往坐落于特大或超大城市，老校区通常占据主城区的位置；而英国的一些老牌知名大学很多落点在小镇，且小镇校区沿用至今。文章对比分析英国大学和中国大学分布城市的人口数量和面积，呈现英国大学落点的“小镇情结”，通过回溯英国大学最初建校和选址的历史，探求英国大学落点钟情小镇的缘由，剖析“镇学融合”给英国大学和小镇的发展带来的优势，为未来中国新大学校区选址提供参考。

　　针对城市人地系统紊乱、“三生”空间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难题，文章借助DNA双螺旋模型，构建人类活动和区域空间螺旋交互耦合框架，通过理论类比揭示城镇人类活动与区域空间的格局和过程耦合机理，为人地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分析思路。结果表明：①人类活动与区域空间结构的合理配置支撑城镇人地系统运行，与DNA碱基互补配对决定生物的繁殖、遗传和变异具有较高相似性。②城镇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变化、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扰动等人类活动要素分别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等空间要素耦合，要素之间通过具有氢键作用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数据流连接。③城镇发展过程出现城市病的根本原因是人类活动要素与区域空间要素的不合理配置，类似“基因突变”。城镇化初期表现为要素缺失，城镇化中期表现为要素错配，城镇化中后期人地耦合从局地耦合向远程耦合转变，要素耦合逐渐协调。④新时代人地耦合研究可以借助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方法从内部要素耦合和系统交互耦合两方面开展定量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