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居民幸福感将成为评价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依据之一。基于上海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对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幸福感进行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城市社区因素、农村因素、制度因素等维度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58.4%的流动人口幸福感较低，80.0%的流动人口表示打算长期居住，形成“幸福感低但居住意愿高”的独特现象。第二，家庭因素、社区因素与制度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影响最为明显，其中，流动人口主动融入所在社区的程度、社区对流动人口的接纳程度、居住形式、住房性质、是否持有暂住证、是否拥有城市养老保险、家庭收入等是其中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建议大城市加强流动人口社区建设，进一步放宽流动人口入户制度，将长期居住于城市的流动人口家庭纳入城市保障体系，并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培育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家庭收入与发展机会，推动流动人口在“回流”农村或继续定居城市之间作出更有利于其家庭发展的选择。

　　地区的现代化建设需要通过人的现代化来实现。人的现代化建设指标中人均GDP、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要求对这个地区的人口进行控制。无锡市区的土地资源有限，所以本文根据能够得到的数据，从经济因素、城市建设面积、交通因素、公园绿地面积、水电资源以及环境资源等方面展开讨论，运用单因素分析法和主成份分析法对相关人均指标进行分析，分别获得2015年和2020年单因素条件下的无锡市区人口承载力和多因素条件下的无锡市区人口承载力。然后从经济、资源及环境等方面提出无锡市区未来的发展战略。

　　我国城市化政策和住房制度变迁的高度契合，以及城市人口规模与住房数量变动曲线的一致性，都反映出城市人口规模与住房数量之间的紧密联系。过去60多年来人口增长对城市住房数量增加的贡献率达到60%。未来我国城市人口将继续增长，居住条件将继续改善，从而导致城市住房数量将继续增加。这其中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仍将超过60%。未来政策制定过程中，城市住房政策应与城市化政策相一致，城市住房规划应处理好总量短缺与结构过剩的关系。

　　通过对西部不同规模等级城镇进程分析，指出西部规模等级城镇的内部结构失衡现状，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两方面分析失衡的原因，并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西部不同规模城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性较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用地规模弹性系数较高，远远超过合理范围，应重视集约用地，改变目前“摊大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产城互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县域是农业人口与流动人口实现城镇化的重要单元，也是城镇复杂系统的基本空间。本文从复杂科学的视角，梳理县级城市常熟在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面的人口城镇化路径，并剖析案例在城镇化“形成-跨越-融合”过程中所显示出的“自组织”特征和存在的问题。新世纪以来，常熟秉持民营资本的传统优势，持续扩大劳动力“蓄水池”，形成产业集群。同时，县域较低的生活成本降低了城镇化门槛，吸引大批流动人口入驻。但是，长期“工农互哺”下的乡镇产业结构，拉近了乡村与城镇的收入水平，降低了城镇户口对农业人口的吸引力。加之房产泡沫和居住隔离问题的存在，进一步阻碍了人口户籍身份的跨越。

　　为了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国家出台相关户籍改革意见。本文通过对目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特征分析，指出现行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并提出要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应建立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多元联动的制度体系；缩小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吸引力大小的差距；给予农业转移人口在土地和城市社会福利之间的自由选择权。

　　本文首先基于新经济地理模型框架系统分析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对城市产出及城市体系演变的影响机理，得出在不同城市化阶段，基于不同的技术倾向、规模报酬条件与运输成本高低，要素流动对城市体系演变的影响有明显差异。然后根据结论解释了劳动力“东南流”对产业转移的替代，东部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倾向以及中西部的重化工业化均不利于城市产出增长与城市化持续发展。最后分区域提出中西部应维系与增强人力资本优势、防止重化工业化倾向以加快承接产业转移；东部地区需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应对城市化后期的“拥挤效应”挑战。

　　在分析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差异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局部地区层面上分城乡开放人口的预测思路，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2011-2060年江苏城乡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动趋势进行了预测，研究表明现阶段江苏人口老龄化程度在日益加深的同时，城乡人口结构转变的差异会逐渐缩小，而到本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江苏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局面将得以彻底扭转，未来城镇地区将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

　　以2006-2010年美国社区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城市社会生态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研究现代美国旧金山市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表明：①影响2006-2010年旧金山城市社会区形成的主因子有社会经济地位与亚裔、家庭结构、通勤方式、拉丁裔人口、职业构成、黑人人口；②2006-2010年旧金山城市社会区划分为7个主要类型：黑人聚居多民族混居低收入家庭型社会区、拉丁裔聚居多民族混居中低收入家庭型社会区、白人中高收入家庭型社会区、亚裔低收入社区型社会区、亚裔为主多民族混居中收入家庭型社会区、白人为主多民族混居普通工薪事业型社会区、白人高收入事业型社会区；③解析现代旧金山与美国经典社会区空间结构模型的异同点，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生命周期以及种族仍是现代旧金山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空间分异维度，但多民族混合区比例越来越大，多因素导致的性别差异社会区显现，地形地貌、景观环境、居住质量、交通便利度、社会病发生率等多因素对社会区空间格局影响力增强；④辨析中美社会区产生的机制差异。

　　基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大背景，借鉴社区再造的既有研究，就其中的社区流程再造展开探讨，以求为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创新提供可行的实施途径。依据社区流程再造的基本思路，结合公众对社区发展认识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总结出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流程的现存问题，并针对性地就社区的组织结构、职能关系和参与平台三方面提出流程再造的策略。

　　城市病主要表现在城市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紧张、公共安全弱化、生活质量下降、社会隔离加剧等方面。根据城市病的表现，本文建构了由7个表现层和25个具体指标构成的北京城市病综合测度体系，并对北京市2008-2012年的城市病状况进行了实际测度。结果显示，北京城市病的总评分呈逐年下降趋势，但2012年有较大反弹。北京是在城市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日趋紧张的条件下，逐步减轻了城市病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症状。

　　近15年来广佛都市圈城镇扩展加快，建设用地扩展主要集中在广佛交界处，其中交界线10km缓冲区内建设用地面积已占到缓冲区总用地面积的50%以上。广州市辖区、佛山市辖区、南海区等属填充式和蔓延式发展，花都、番禺、三水、南海和顺德等外围区域属零星式和蔓延式扩张阶段。人口聚集和经济增长是影响城镇扩展的内在源动力，区域发展战略、行政区划和交通规划等政府规划策略等是影响城镇扩展的外部机制。未来应继续深化广佛同城化发展，强化城市化战略规划、区域一体化规划和城乡一体化规划，深度优化城镇功能结构。

　　“拆迁”—“建设”—“安置”的三部曲是目前全国各地城市扩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其产物的拆迁安置小区不同于常规居住区，存在较大的特殊性，目前缺乏针对其附属园林绿地的相关研究。以由农村拆迁而形成的村镇型拆迁安置小区为重点，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拆迁安置小区的特殊性，分别从规划策略和设计措施的层面阐述了村镇型拆迁安置小区园林绿地规划设计的相关问题及解决途径。对解决由于拆迁安置引起的社会问题及被拆迁居民重塑家园具有重要意义，对该特殊类型居住区绿地的规划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丹凤湿地公园的规划设计以嵩明县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为依据，深层解读湿地公园在城市绿地系统中的定位及设计要求，突出城市湿地公园的生态绿道功能；通过挖掘当地历史文化，在兼顾湿地公园景观生态格局的同时，以嵩明县古老的历史传说为设计蓝本，利用水体和当地丰富的动植物材料，营建良好的湿地生境，塑造多层次的湿地景观和极具趣味性的休闲娱乐空间，探索了基于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背景下，融合生态、文化与游憩等多方面的城市湿地公园规划设计方法。

　　位于城市核心区的遗址往往面临更大的保护压力。以隋唐洛阳城的规划为例，在“新旧共生、混合多元、公众参与、生态永续”的理念下，提出重塑隋唐洛阳城帝都风貌的三个策略，试图找到城市核心区遗址公园规划设计的新方法：（1）打造一条凸显皇城气象的中轴线；（2）打造一圈凸显皇城格局、宫门宫墙的皇城体系；（3）打造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立体城市。最后，对该遗址公园的总体规划以及重要节点进行了介绍。

　　基于对1983年以来有关考古遗址公园的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对大型考古遗址公园的内涵、类型、功能、评价及规划设计等几方面的研究动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认为国内外相关学科交叉研究大型考古遗址公园的趋势十分明显，从1983年到2014年经历了探索性研究、推进型研究和研究高潮三个阶段。针对大型考古遗址的保护与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研究目前仍是热点问题，对遗址公园的评价研究也进入定量与定性结合的阶段。但是，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也存在理论单薄、分类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最后，文章针对大型考古遗址公园的分类体系、保护与开发的协调机制和综合评价体系与效应等提出了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方向。

　　城市规划在传统经济分析中作为市场的对立面，其行为机制长期无法进行规范经济分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认为城市规划是对未来的空间产权配置进行限定的手段，目的是降低城市空间产权更替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其发展受到经济规律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继而通过对城市规划基本功能、作用机制和成本收益情况的剖析，指出城市规划制度绩效的长期变化决定了其转型方向，并对我国城市规划的转型目标、方式、路径进行了讨论。

　　在中国城镇化建设发展的今天，我国城镇化发展因其自身的特殊性，政府对如何通过合理的规划，避免不良的城市蔓延，增加新型城镇发展的弹性机制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解释。而各个地区经济、文化、生态等城市发展要素有着巨大差异，因此在城市文化生态和城市形象整合的关联性方面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从城市视觉生态的基础环境，设计语境和建构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全球化浪潮背景下，机场成为物联网的路由器，带动空港与城市关系变化。国务院批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使地处内陆的河南打通了通向世界的经济发展新途径。本文依据“航空大都市”理论及空间模型假设，对实验区发展过程进行审视。对这一演变过程和特征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助于归纳航空城市的发展规律，预测实验区发展方向，并为我国航空新区建设提供一定的研究素材。

　　高速铁路能够缩短区域旅行时间，提升区域交通可达性，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促进要素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布局优化。从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日常可达性和经济潜能三个方面了分析连淮扬镇、徐宿淮盐高铁建成后将对淮安可达性和产业集群化转移的可能影响。结果显示：淮安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由通车前的221.89min降低为通车后的79.23min；日常可达性范围的扩大，将形成以淮安为中心的苏北“0.5h都市圈”，淮安也将纳入南京的“1h都市圈”和上海的“2h都市圈”内；淮安经济潜能指标由通车前的79.23上升为324.03。受新建高铁可达性改善的影响，淮安承接产业集群化转移将在要素集聚、产业结构升级与空间布局等方面将发生深层次变化。新建高铁的可达性分析为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集群化转移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