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建设用地的空间扩展日益成为现在乃至将来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文章提出了表征区域建设用地合理规模的“土地开发度”，论述其概念和内涵，并从土地承载力、建设用地扩张、土地开发调控、土地优化配置等方面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理论、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最后提出了要加强区域建设用地开发的最大容量的综合评估的研究展望。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镇转型逐渐加快，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匹配与相互制约关系，有必要研究城市产业转型与土地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本文利用全国84 个重点城市的土地利用和相关社会经济数据，分别针对不同规模、不同区域城市分析土地利用结构及其产出效益的基本特征，发现城市土地利用问题，进而提出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对策建议。

　　城市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的协调发展不仅能促进区域经济的优化发展，也有助于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本文基于产业结构演变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相关趋势规律，通过测算城市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的偏离度指标，分析了江苏省城市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的协调程度及其变化趋势与空间差异。结果表明，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协调趋势，而第三产业的结构发展日趋均衡；就不同城市而言，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间协调程度相对较低。论文最后提出了优化产业发展与土地配置，促进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城市用地分类是具有空间属性的，是城市规划编制的首要任务，也是一种抽象的规划行为。笔者通过对旧国标和新国标中工业用地分类的评析和思考，认为当前工业用地分类不利于工业用地的规划布局和管理，应依据工业用地产生的污染干扰程度和污染类型划分工业用地，以解决工业用地分类不利于规划和管理的问题。

　　城乡空间是自然生态与人工建设长期博弈的结果，在资源——生态——经济矛盾不断凸显的现实背景下，亟需改变传统的空间构建方法，建立一种生态友好型的新型方法以指导城乡空间健康有序发展。研究以地处西北生态脆弱区的青海海东地区典型城镇带为案例，通过对地区自然生态本底和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分析，运用基于生态功能分区的城乡空间布局方法（E Z S C），构建适合西北典型城镇带持久发展的城乡功能空间，以有效控制开发建设活动，指导城乡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空间布局优化能使城市功能效用最大化，带来良好的社会经济效应。而行政区划调整能有效地促进各种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带动城市健康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城市发展效应定量分析角度，建立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效应评价模型，即从基础、结构、效益、质量四个维度展开量化评价，并运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进而运用该模型对沈阳行政区划调整后空间布局优化效应进行评价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沈阳市经过行政区划调整后，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效应各项指标得分逐年提高，优化效应显著，但也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空间优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古代广场规划设计中结合了该地区的文脉及其周边地形的考察来进行设计。这种研究思路可以成为当代设计师的精神财富。基于此，文章从“均衡”角度出发，从轴线安排、建筑语言和文脉传承三个角度，探索了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改造中设计师珊索维诺的设计手法和理念，以期对当下的广场设计有所启发。

　　在总结函谷关遗址概况、资源类型和价值评估的基础上，剖析了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从网络化资源整合、划分保护层级、利用遗址公园模式、共建基础设施、明晰管理保障体系五个方面提出了与旅游共赢的函谷关文物保护规划策略，以期对函谷关遗址的文物保护兼顾旅游开发进行积极探讨，寻找遗址文物保护与旅游协调的双赢之路。

　　大遗址区域内建设空间的布局和调整是关系到遗址保护与遗址区良性发展的重要问题。实际上建设用地的布局调整是客观条件同遗址自身情况的综合权衡。一方面“城市——遗址——叠压建设”三者间用地关联紧密：遗址所在的中心城市为大遗址的保护和开发提供了经济、政策的支撑，并决定了总体发展潜力，另一方面遗址区内建设用地本身的价值也需要充分考虑。本文以可乐遗址为例，总结了偏远地区乡镇建设空间的布局策略，强调了乡镇利用遗址公园建设实现就地城市化的发展思路。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与土地资源紧张的现实牵引着中国城市建设加快向旧城转移。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历史地段已成为城市更新进程中的关注重点。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诉求，罔顾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导致中国的历史地段保护一开始就陷入泥潭难以自拔，而传统的基于建筑与规划学科的解决方法作用有限，保护实践的困局呼唤着新的解决思路。研究在对管治理论的内涵和核心思想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分析了历史地段保护规划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多种权力之间的激烈博弈，提出了一个基于管治理论的历史地段保护规划的分析框架，并针对各博弈主体提出管治策略，以平衡各方利益，有效保护历史地段，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通过政府融资平台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受困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寻求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的创新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政府融资平台的视角，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进行探讨，提出盘活存量基础设施和直接融资为主相结合的融资模式，以加快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城市社区的结构和功能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变化，也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本文以我国快速城市化典型代表的深圳市为例，探讨城市社区的发展、变迁和类型的分化，旨在为规划城市社区发展、制定社区政策和探索谋划社区治理新路提供积极的现实指导。

　　我国学界对城市人口密度有不同认识。根据最新统计资料对中国天津、上海、广州和日本东京、大阪的人口密度研究显示，中国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普遍比日本高许多，上海约是东京的两倍，而且中心市区与周围郊区密度差异悬殊，显著的一极集中。日本城市人口分布较均匀。体现在城市住宅形态上，中国城市以集合住宅为主而日本城市以独立住宅为主。对统计数据不加分析会得出偏离实际的结论，城市研究有待精细化。

　　城乡统筹发展本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其实现有赖于推进城镇化。传统粗放式、速度型城镇化不可持续，新型集约式、质量型城镇化呼之欲出。新型城镇化是有别于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新模式，已成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强力的助推器，如何选择推进路径便显得尤为重要。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需要结合区域实际，分清推进的优劣势，坚持“一个统领，五个重点”原则，运用协调路径、高效路径、多样路径三条路径组合推进，最终实现重庆城乡一体化发展。

　　传统的GIS 主体功能区划分存在等级分界处评分差别太大、不能区分同级别不同类别、主观赋权引起的评价结果受主观影响较大等不利因素，已有的文献未能将相关的数学模型引入GIS 进行改进, 导致主体功能区划分结果精度较低。因此引入系统聚类法进行县域尺度主体功能区划分, 采取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以胶州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将胶州市分为四类区域：都市核心圈、核心外围圈、限制发展圈、禁止发展区；并依据主体功能区划分结果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原则，将胶州市规划为“一核一轴两翼五区”的发展模式，从而将主体功能区与城市总体规划有机地衔接在一起。研究结果与胶州市实际情况相符，本研究对于其他县域主体功能区划分和城市总体规划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近年来各类农业园区建设日益增多，本文试图通过具体案例对以产业为主的现代农业园区的规划进行剖析，主要从现状分析、规划设计和运行情况三方面进行论述，试图对这类园区的规划特点进行总结和提炼，以便从规划角度探索该类园区长远发展的规划模式。

　　城市休闲空间是市民休闲游憩活动的依托和载体，关系着市民的休闲质量水平和生活满意度。通过考察常州城市休闲空间的历史演进，分析常州休闲空间要素现状，从而构建常州社区休闲、公益休闲和商业休闲的城市休闲空间体系。对市民休闲动机及休闲空间要素数量认知进行问卷调查，并运用SPSS20.0 进行统计分析，提出了常州城市休闲空间的调整策略。

　　与以往对低碳城市发展治理策略研究往往基于同类类型进行分析不同，本文依据城市单位G D P污染物排放量和城市G D P 两个维度将现有城市划分为初级发展城市、能源浪费城市、能源依赖城市、优质发展城市四类，并根据每类城市发展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别从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参与主体提出不同分类城市实行低碳城市建设的治理策略，以期能够为不同类型的低碳城市治理提供具体指导。

　　和谐社会的建设首先要实现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和谐，尤其是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人化环境之间的和谐。城市，作为现代人类生活的核心区域，作为一个很大程度上脱离自然环境的人化环境，更需要通过绿化来弥补其先天缺陷与不足。然而，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肇始于欧洲工业化时代的现有城市绿化理念都显得越来越不能满足我国城市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我们迫切需要一套新的城市绿化原则为和谐城市的建设提供指导和服务。

　　黑龙江省鹤岗市是典型的煤炭城市，因煤而立，因煤而生，至今已有近百年的煤炭生产历史，形成以煤炭工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和典型的工矿城市特征。2011 年底，鹤岗市被列为全国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本文对鹤岗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了分析，对其国土空间进行了评价，为其转型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当前城市安全问题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但对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体系和管理体制的研究较少，且存在规划范畴不明晰和管理体制不健全的问题。笔者将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划分成全方位的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和城市规划体系内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两类，并对其规划范畴和编制体系进行阐述，最后通过分析我国城市综合防灾管理体制的问题，研究国外的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体制特点，对我国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管理体制的构建提出探索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