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规合一”是目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热点。本文从“多规合一”的内涵、历史演化、面临的问题、多规冲突的原因、国内外相关实践和对策建议等方面对国内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在全面回顾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后续研究应当扩展对空间规划体系的认知、选取恰当的规划管理模式、完善规划法律制度和探索因地制宜“多规合一”的路径，以实现“多规合一”的目标。

　　近年来土地资源紧缺和生态环境破坏促使人们日益关注棕地问题。棕地问题不仅仅涉及地块自身改造问题，还受到周边环境及相关规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014 年国家提出“多规融合”规划理念，棕地属于城市用地的一部分，同时棕地再利用受到多方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因此棕地再利用过程中更应注重“多规融合”思想。本文在“多规融合”理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不同尺度上棕地再利用涉及的相关规划，提出棕地再利用的制约和促进因素，并基于此提出棕地再利用方向评价的指标体系，总结出棕地再利用4 大类（政策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地块自身及环境因素）和29 小类评价指标。最后通过实际案例运用层次分析法及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多规融合”下的具体棕地——长春市拖拉机厂地块再利用方向进行验证性评价。

　　为解决市县层级空间规划“多规合一”过程中面临的关键技术问题，本文探讨了国土空间功能分区在县域空间规划中的关键性作用，从地域系统功能的空间组织规律出发，阐述了国土空间功能分区的科学原理，提出了“多规合一”对国土空间功能分区的要求。本文以江苏省如东县为案例，介绍了通过国土空间功能分区来推动空间规划“多规合一”的工作流程和方法，对其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并对该方法的应用推广提出了建议。

　　基于我国目前规划体系庞杂、规划间沟通协调缺乏且矛盾冲突严重的现状，“多规合一”成为近年规划领域的热点问题。通过梳理“多规合一”研究指导理论，以典型旅游小城镇宜兴市西渚镇为例，并以土地利用为视角，旅游规划为导向，开展了旅游小城镇“多规合一”实现方法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发现差异—量化差异—解决差异—促进协调”的技术思路，可有效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旅游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融合，研究成果对旅游小城镇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城市生态控制线规划是涉及城市生态安全的重要公共政策，如何达成规划的共识及保障可操作性一直是难点。本文以广东、福建等地的实践，提出将“多规合一”的理念和工作思路贯彻于城市生态控制线的划定与管理工作中，包括法理层面梳理和构建与生态空间相关的法理法规体系，体系层面协调空间规划体系的管制分区，并明确生态控制线规划的对应空间范畴，以及技术层面对部门数据、专项规划、空间格局等三方面采取“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方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实现生态控制线的目标、内容、过程等方面的精细化管制。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化推进，以空间规划体系构建为核心的规划体制机制改革越发迫在眉睫。国家四部委联合发文，开展“多规合一”试点工作，探索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技术途径和机制体系保障。结合大理市“四规合一”实践，试图界定“多规合一”工作的范畴和成果形式，为各地“多规合一”开展提供借鉴。明确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三方面重点：建立上下互动、左右协作的空间管制体系，建立覆盖全域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和基于各级空间事权的机制体系创新。

　　将成都古镇依自然山水格局特征分为平原、河流和山水型，从中选取安仁、平乐、五凤镇作为研究对象。由实地调研和地图资料判别镇区旅游空间范围；采用空间句法（Space syntax）进行量化分析，建立线段模型并通过Depthmap 软件运算相关变量。研究表明：自然山水格局对古镇旅游空间形成具有显著作用；历史遗存、开发建设和功能重构空间的划分有利于古镇的保护与建设；离心式、网络式和向心式古镇格局呈现出不同的规划要点。

　　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为案例地，分析了平遥民居改造成为民俗旅馆过程中因居住形态演变所表现出的街坊、院落及建筑单体空间形态的变化。平遥居住形态演变的动力机制可以归纳为主体要素、社会要素和文化要素。改造所形成的新空间成为外来游客活动与交往的载体，同时产生了独立于传统街区及民居的社群关系、文化形态。研究加深了对旅游商业化背景下历史文化街区发展演变的认识，并为其保护和更新提供借鉴和引导。

　　近年来，美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都已趋于成熟。在美国，公众参与小城镇的规划设计全过程已经成为小城镇规划的基本模式。本文深入分析了美国小城镇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组织特点、组织程序和实施效果，并以德州丹顿（Denton）2030 总规为例，从参与主体、组织形式、实施过程及内容、反馈机制和实施效果等方面分析其规划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组织，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小城镇规划提出建议与启示。

　　当前我国紧凑型城市住区的休憩空间日益呈现丰富多样的形态和结构变化，需对其基本模式和发展方向做前瞻性研究，尤其需要应对休憩空间“数量”、质量和整体空间协同效益不足带来的挑战，应对休憩空间设计缺乏理论数据支持和规划指标管控“失灵”的情况。论文提出应从反映休憩空间质量的功能指数的量化研究入手，结合可达性分析得出空间价值的折减系数，进而引入协同系数反映休憩空间分布的协同效益，提出住区休憩空间价值整体量化的方法与思路，强调居民行为心理测量与专家评价方法的综合研究与相互印证。

　　江东南路位于南京河西新城南部国家级绿色生态示范城，按照“生态、绿色、低碳、智慧”的设计理念，对江东南路道路、轨道交通、有轨电车、综合管廊及地下通道等进行一体化设计。以江东南路道路下部空间综合利用为核心，围绕市政公用管线布局，结合新城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综合管廊，合理布局和优化配置入廊管线，实现管线的集中运营管理，长久保护道路路面的完整性和各类管线的耐久性，有效利用道路地下空间，节约城市用地，美化城市景观，使其成为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综合管廊工程。

　　通过对石家庄市完全由政府出资建设的8 个保障性住房小区进行调查，建立了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小区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调查问卷数据进行了处理，得出8 个保障性住房小区的人居环境综合排名，分析了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小区人居环境在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优势和劣势，并进一步提出了改善的建议。

　　居住用地作为城市用地系统中最为重要的子系统，它深刻地影响着其他用地的布局，因而，在用地分类体系中如何对居住用地实施有效的控制、全面考虑居住用地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然而当前我国的居住用地中类的划分在实际规划中却面临着只有二类居住用地的窘境，这样在规划中就难以对居住用地提出不同的管理控制要求。通过对相关国家地区居住用地分类方法的研究，论文认为开发强度的分类方法对我国居住用地分类的改进更有借鉴意义，它有利于加强对城市增长的管理、提高设施规划的科学性并塑造和引导城市整体空间形态。在此基础上，对现有居住用地分类提出改进建议，提出可在原有分类的基础上，采用以高度控制和容积率相结合的分类方法，以实现对城市用地发展及其结构的控制。

　　目前我国旧城改造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平衡各方利益，既可保证空间结构的更新优化，又能实现历史文脉的传承。引入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这一城市触媒，结合多个案例，深入分析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带来的新元素及引发的触媒效应，提出选择适当的触媒元素、优化触媒系统及动态的触媒调整等旧城更新建议。

　　通过现场调研，对南京滨江风光带生态交通政策实施及服务性进行了评价，提出了南京滨江风光带生态交通建设的建议，为滨江风光带建设与运营管理提供参考意见。

　　以泸州市为例，从保护自然资源的角度，提出了泸州市的限建要素，并根据《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版）》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出了五类限建分区。在限建要素和五类限建分区的基础上，采用三种不同方法对泸州市进行限建分区，得出以下结果：（1）基于限建要素分区，给定了泸州市城市发展的刚性边界和弹性边界，刚性边界和弹性边界分别占泸州市总面积的17.01%、36.43%；（2）基于限建指数分区，得出了泸州市可以开发建设的区域面积比例为43.95%。

　　共生理念下的风景资源保护和城镇建设对于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下的我国城市发展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通过分析共生理念的相关概念和内涵，以大理坝区和大理风景名胜区苍山洱海片区为研究范围，从城景共融的资源价值、城景共存的问题矛盾两个维度对共生理念下的大理“山水家园”的资源基础和现状问题进行了解读，进而从资源发展观、区域城镇体系、发展功能分区和城镇风貌设计四个层面提出了以“苍洱大观”的自然风光、深厚久远的南诏文化和浓郁独特的民族风情为基础特色，因地制宜地保护大理“山水家园”的“山、水、林、田、城”5 大要素，协调风景名胜资源保护和城镇建设，利用城景共建的相关政策和规划理论实现大理“山水家园”城景共生的健康发展。

　　从历史演变特征分析，不同时期影响北京城市贫困空间分布的主导因子存在较大差异：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市空间分化以身份、地位为基础，同时受制度与宗教的制约，形成皇族、贵族集聚于中心地带，底层阶级集中于城墙附近与外城（南城）的格局；近代北京城市在半殖民地化的社会过程中，经济地位成为空间分化过程的主导因子，城市空间呈现“中上层居住在中心，贫民迁居在外围”的圈层结构；现代北京城市贫困空间分布受政策、经济体制、城市化进程等多因子交互作用，城市空间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质化发展向市场经济时期的空间贫富分异态势演化。

　　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是遏制农村衰落、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完善农村建设的重要工程，如何科学地制定具有特色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是规划工作者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通过对当前新型农村社区规划过程中的特色缺失现象分析，提出社区特色营建策略，旨在激发村民自治能力，找寻村民参与途径，改变现有“千村一面”的趋势，对苏州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过去外源式的农村开发模式因为主体错位引发了诸多问题，农村发展急需向内生模式转变。首先总结了内生式发展的内涵特征，再以湖北省鄂州市为例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意愿进行调查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农民主体地位回归为核心，以生产方式、生活空间和治理结构三维重塑为构建措施的农村社区内生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