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在城市规划进程中，对城市规划与公共政策属性认识、界定模糊的现象进行讨论，分别论述了城市规划的社会内涵、现代城市规划行政的特点和地方公共政策体系在西方规划历史上的变化。结合中国现有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对我国城市规划进行了一些反思，对部分观点进行了辩证探讨，并引申讨论了城市规划变革的若干转向。

　　我国现阶段政府与专家主导的“旅游优先”（tourism precedence）旅游规划模式导致了旅游资源所在地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利益分配被“边缘化”，即当地社区利益分配的社会公平缺失。针对此现象，本文将当前国际认同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旅游规划前沿性理念纳入到控制性详细规划（简称控规）的理论研究中，在借鉴国外社区旅游规划成熟经验的基础上，以新农村社区型景区旅游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实例，通过对影响社区利益分配因素的系统分析，结合旅游控规要素指标体系，尝试性地构建旅游控规中社区利益（概念与指标）的保障体系。

　　从南宁发展现状及将来的发展方向大胆提出建设CBD的可行性，并从南宁所具备的条件、选址、交通规划上进行分析。

　　虽然城市物质空间形态是人们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是对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认知尺度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宏观和微观两个认知尺度的分析，阐述了认知尺度的重要性、认知元素在不同尺度中的时效性，探索了不同认知尺度下认知要素的转换，为建构微观层面的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认知体系和操作要素打下了基础。

　　城市的发展与保护通常是一对矛盾，在城市密集区开发中的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本文通过两个城市设计的案例研究，探索积极的保护方法。其中一个案例是上海西王小区历史保护城市设计，寻找三维方式新老结合的历史保护；另一个是上海武进路206～296号里弄住宅保护城市设计，寻求新旧建筑功能系统化、形态一体化的历史保护。

　　交通系统的发展是触发城市成长的诱导工具，根据“循环与积累因果原则” （Principle of Circular and Causation），私家车增长改变了交通结构，扩大了出行范围，改变了人们的住房观念，从而拓展了城市居住空间，牵引人口、商业区及相关产业逐步向城市边缘区发展，破除市郊壁垒，向更远空间扩散。本文以大连市为例，通过建立计量地理模型研究私家车增长对城市居住空间扩展影响，结果表明：在1990～2004年，居住空间扩展的诸多影响因子中私家车的平均贡献率达到2.14%，并且在三个不同阶段大连居住空间扩展的实际变化情况与模型计算的贡献率变化具有完全同步性；通过对大连市不同方向、不同距离上居住小区私家车数量的调查统计、分析，得出在距市中心5km范围以外，私家车对城市居住空间扩展作用最为突出。

　　城市外来人员在为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占有并消耗了大量的城市资源，并引发越来越多的交通事故，给城市的交通安全形势带来很大压力。论文以昆山市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总结分析城市外来人员基本出行特征和交通事故特征，找出城市外来人员交通事故主要成因，并提出基于交通源头、出行路径、安全教育等三道防线的预防外来人员道路交通事故的社会化管理对策。

　　借鉴制度经济学中企业边界理论，初步建立城市边界的概念、内涵，指出城市边界主要由其资源禀赋和内在能力双重因素决定，并将其划分为纵向、横向、多元化三种主要类型，最后分析了南京当前城市边界的现状，指出了存在的缺陷及发展方向。

　　创意产业是21世纪各国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成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发展崇明创意产业，建设现代化生态岛区已成为推动上海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提升上海产业结构、增强城市创新能力和实现崇明经济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分析了崇明创意产业发展的环境、基础设施等优势以及本土化创意人力资源缺乏等劣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崇明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城中村”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带有普遍性的一种独特现象，尤其是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表现更为明显。本文根据对广州市典型“城中村”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其文化冲突及表现，从文化整合的角度探索了“城中村”的改造及其城乡关系协调发展问题，以深化其研究，推动“城中村”走内涵式城市化道路。

　　本文从公共经济学的外部性概念入手，分析了城中村的给其所在的城市所带来的正负外部性，探讨了城中村外部性内部化的机制，并通过分析现有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方法和措施，提出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城中村外部性的内部化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