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作为传统村落村民生活和生产的物质性载体，其完善与协调与否是衡量传统村落保护成效的重要标志。从分析传统村落基础设施的“适应性”、“生态性”以及“地域性”三个基本特征入手，运用与结合相关区划方法，以前三批2555 个中国传统村落为基础，构建了传统村落基础设施特征区划，系统梳理了分区传统村落基础设施的典型特征，并对传统村落基础设施的保护提出了针对性的思考，以期丰富与深化传统村落保护的既有研究。

　　结合空间句法从物理维度、形态维度及文化维度等对桂北传统聚落公共空间建构机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提炼出其空间结构与组织特征及其隐含的社会文化规范。其中句法所表述的公共空间反映出一般空间平面图所不能直接观察到的种种特征与属性，为传统聚落公共空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切入点。文中的探讨对于了解传统聚落公共空间构建机制及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性，对于如何在城镇化语境下保护、传承与发展传统聚落以及城镇公共空间的设计与营造，具有较好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从“文化线路”宏观视野探索传统村落的历史演进，可改变以往“就村论村”的“点”状研究方式，有利于深入挖掘村落的多维文化价值。本文在对山西省阳泉市岩崖古道进行文化线路辨识的基础上，从军防、商贸、移民三种文化属性对古道上6个传统村落的社会文化、产业经济、空间形态等进行系统挖掘梳理，剖析岩崖古道传统村落发展演进规律，丰富了“文化线路”的理论内涵，同时为线路上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与发展提供新视角和新方法。

　　基于乡土景观安全的视角，通过对黄土沟壑区传统聚落场地形态的分析研究，挖掘整理该区域传统聚落场地营建经验。针对该区域新型农村住区场地建设提出技术应对策略，并在地处豫西黄土沟壑区内的三门峡市高庙新型农村社区进行相关设计实践。希望通过景观干预的手段协调黄土沟壑区新型农村住区建设与乡土景观安全之间的关系，在景观安全的前提下改善当地人居环境，为黄土沟壑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技术思路。

　　研究对象王硇村属于传统防御性聚落，融合南北方传统防御性聚落的特点。文章通过对王硇村道路空间、院落空间、建筑空间、整体空间布局进行分析，归纳王硇村的防御性空间特征，总结王硇村防御性战略规划，还原和保留王硇村传统防御性聚落防御空间特征。

　　我国城市中封闭主导的街区阻碍了滨水空间的可达性，加剧了破碎化，限制了更新改造。在开放街区的政策背景下，需要增加滨水街区的开放程度，采用有区别的策略应对不同性质的滨水街区。本文基于城市用地分类将滨水街区分为完全开放、适度开放和不适开放三种类型；然后针对不同类型的街区设计了相应的更新策略：拆围开放、缩小街区、内部联通、分割和置换，从而增加滨水地段中开放街区的比例，增强街区中滨水空间的开放程度，为滨水空间更新创造良好的基础。

　　选取彰显南京“山水城林”特色的玄武湖东岸立面景观为研究对象，以分形理论中的计盒维数法对其景观天际线进行分段与分层提取，依此进行分形维数的计算与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分形理论可以为滨水景观评价提供量化工具。通过多维度分维对比，量化分析滨水立面层次及景观天际线节奏，得出植物分维是景观天际线的主导因素，建筑对景观天际线影响较大。以期为滨水立面景观优化、滨水景观设计和区域城市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明确了基础教育设施的概念和物品属性，对城市旧城区基础教育设施配置问题的累积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旧城区基础教育设施配置问题产生的影响包括：基础教育设施非均衡化发展造成城市运行效率下降，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使得城市综合效益得不到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带来公共政策干预市场失灵的失效。然后，阐述了城乡规划在旧城基础教育设施配置中的作为。针对城乡规划作用过程中的不完善之处提出如下解决策略：完善城乡规划干预市场失灵过程中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的制度设计；协调各职能部门，深化公众参与机制，兼顾各利益方诉求，提出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系统化解决方案；建立城镇乡三级统筹、地域上无缝衔接、与社会经济水平相匹配的基础教育设施配置体系；制定合理的标准规范，充分运用数字信息技术，增加方法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效率化。

　　基于商品房价格过高的现状与小产权房风险性特点，将商品房和小产权房作为相互替代产品，创建消费者风险分析模型，探索利用市场手段治理小产权房。获取消费者对房屋设计与质量、基础设施、居住安全、居住环境和房价的满意度评价，分别计算小产权房和商品房居民的居住综合满意度，即实际效用值。结合消费者风险意愿，运用消费者风险分析模型推导出商品房的合理房价。实证研究选取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小产权房和商品房社区进行居民问卷调查，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以7分作为满分，商品房与小产权房的效用值分别是3.737与4.462；二者间居民消费风险意愿差异显著；基于小产权房市场价格推导出抑制小产权房销售的商品房临界房价

　　地方景观的形成、变化及其机制是地方景观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尤其需要回答地方文化景观变化的机制是什么。梳理该问题对于理解地方文化景观的形成，积极保护地方文化景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什刹海地区作为案例研究区域，选择名人故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化对名人故居文化变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传统名人故居文化的保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采用结构主义地理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土地产权的变迁影响到资本的流向，进而影响到什刹海地区名人故居的空间格局及文化；第二，土地产权的改变叠加上城市功能区的变化，使得部分名人故居逆转了投资缩减的状况，而这又加速了大量名人故居的投资缩减； 第三，多资本融合可以优化名人故居的保护情况，是未来保护名人故居的途径，而多资本融合需要进行产权制度创新。

　　从混合居住视角，评估了常州市收储社会闲置房源作为公租房这一举措的社会效应，认为该做法规避了贫困边缘化和集中化，确保保障对象居住就业的空间匹配以及维持原社会网络，在城市尺度上促进了不同阶层的混合居住。但是，房源相对集中的老旧社区呈现出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贫困化、邻里网络松散和社区管理缺失等特征，这种安置致使低收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遭到邻里排斥，获得有益文化与行为示范有限，受到非正式社会控制力的影响薄弱。从长远来看，此举难以形成有益的混合居住和可持续的社会融合效果，甚至可能致使贫困空间固化。因此完善类似住房政策仍需要强化政府介入以及相关政策协调。

　　本文运用尺度政治分析的一般框架，选择宁波“澄浪变”事件对城市邻避冲突进行实证研究，对邻避冲突的尺度对抗特征和尺度转换策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邻避冲突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尺度抗争过程。在“澄浪变”事件中，居民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推动事件尺度上移，地方政府则采取措施推动事件尺度下移。在尺度对抗中，上级政府作为尺度政治的重要力量，其立场决定着事件尺度政治方向，针对事件舆论话语的争夺成为双方尺度抗争的焦点，尺度双方通过运用表达策略获取事件舆论话语，进而改变事件尺度方向。

　　由于资金不足、影响因素复杂和认识不完整，导致目前老旧住宅区分类界限模糊，工作针对性不够，效果欠佳。故而，提出从“安全、适老、节能环保、宜居、提升品质”角度着力制定可持续的老旧住宅区更新提升标准，并以“服从城市总体规划、四新、政府主导、有序开展、有效协作”的基本原则，为老旧住宅区更新提升工作提供导向性建议。

　　香港开埠以来，主要围绕维港两岸发展建设，经历了低速发展、填海快速扩张、更新与提升三个主要阶段，通过政府多方位管理，以健全的法律、完善的公众咨询作为制度保障，在社会力量的积极监督与献智下，结合海陆统筹的规划，海滨区发展与建设趋于更加健康与可持续。香港在海滨区积累的丰富建设与管理经验，对我国滨海城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起，乡镇合并、村庄撤并的村镇区划整合工作在全国范围逐步展开,乡镇撤并有利于推动区域集聚发展，但是长三角地区的许多原乡镇驻地本身具有较强的发展活力、特色魅力、经济实力和综合服务能力，行政机构的撤离并没有减弱其经济和服务职能。随着区划降级，被撤并乡镇所在的集镇由原来的乡镇统管退化为集镇各村庄分散管理，导致其功能衰退、建设无序、公共事业荒废和公共管理薄弱等问题。本文以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原茅山镇区（现茅山居民点，简称茅山集镇）为例，探究其在人口、产业、土地使用以及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现状特征和分散建设的矛盾与问题，从新型城镇化要求出发，对被撤并乡镇驻地的关联村庄按照“集体之城”的模式进行联合开发、集体建设和特色发展的模式进行了分析，并从集体经济、集体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对策建议。

　　交通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力，对城市经济及产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为了探讨高铁对我国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修正了市场潜力模型并识别出可能利用高铁的产业，计算2012 年基于普铁及基于高铁城市各产业市场潜力及变化值，分析高铁对城市产业市场潜力的规模及空间影响特征。得到：1）高铁对制造业的市场潜力规模影响最大，其次分别为批发零售业、交通邮政业、租赁商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住宿餐饮业，对金融业市场潜力影响最小；2）城市规模越大，高铁对其产业市场潜力的影响越大；3）高铁使得制造业、交通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信息技术服务业、住宿餐饮业、租赁商服业和科研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更加极化，使金融业的空间分布更加均衡。高铁对城市不同产业的空间集聚分布影响呈现“多中心廊道”结构，长三角、珠三角、海西沿线、京津沿线成为各产业主要的集聚分布地区。

　　以武汉为例，从横向和纵向两层面构建文化产业评估体系和空间集聚测度模型，对城市文化产业做出科学具体的发展评估，找出其发展短板。一方面在文化产业运作机制基础上推衍出文化产业评价的三大模块，通过SPSS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另一方面，采用Moran’s指数和克里格插值法对产业主体空间进行集聚分析和预测。创新点在于建立了数据缺乏情况下的文化产业评价体系，同时采用交叉学科的方式使用经济地理模型对文化产业用地做出评估预测。

　　城市休闲化是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发展的一种形态，其系统要素的协调发展反映了城市休闲化的总体水平。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对1994-2013年上海、南京和杭州的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度进行测评，并比较分析协调发展阶段、特征及驱动要素。研究发现：①上海、南京和杭州目前均处于中度协调阶段，但上海进入时间较早；上海协调发展基础最好，而杭州提升速率最快。②城市化水平、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是城市休闲化的驱动要素。上海和杭州的城市化水平、南京和杭州的人均GDP、杭州的第三产业占比与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关系更为紧密。③城市化水平极大影响上海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而第三产业占比则对南京和杭州影响更大。

　　各种新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催生了智慧城市，并使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智慧园区作为城市空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智能化系统的规划设计应从全局出发。智慧园区智能化系统的建设不仅需满足园区自身的需求，还需为智慧城市的有效运营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