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外向扩张速度加快，城市各类基础设施用地之间矛盾日益凸显，城市功能与变电站的矛盾亟待统筹化解。本文基于G IS 数据处理平台，分析杭州市变电站规划布局规律，摒弃复杂算法模型，提出关于变电站的可视化、一次性到位的网格化规划布局模式。网格化规划模式控制变电站服务半径，可以有效避免“站群”矛盾，并利用网格划分模式对杭州市主城区密集地区变电站规划布局进行实证研究，提出杭州市变电站规划布局存在的不足之处。总结出变电站网格单元的规划控制指标参考体系，以达到变电站周边城市用地的集约化利用，并对将来城市其他基础设施规划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信息通讯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城市及人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借助HistCite 和CiteSpace 文献科学计量软件，并结合传统文献阅读法，分析了1990 年以来信息通讯技术与城市互动的热点领域，梳理了信息通讯技术影响下的地理研究范式转变、信息通讯技术扩散与“数字鸿沟”、创新网络与产业集群、零售全球化、电子商务、城市内外部结构及城市策略、居民时空行为演变等热点内容，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内容维度归纳了相关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研究比较，从研究深度、研究广度、研究视角、研究地域以及研究方法与数据角度提出已有研究的不足及未来信息通讯技术与城市研究的重点方向。认为应在进一步关注信息通讯技术对城市各系统要素影响的基础上，强调跨学科融合，并结合中国国情，从内涵、空间特征、发展模式、动态演变、运行机理、效应评价、信息通讯技术与城市各系统要素深度融合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

　　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是城市增长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在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并不总是同步的，其增长的相对差异会体现为不同的城市增长型式。以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口—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划分中国城市的增长类型，并分析不同类型城市的增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不同增长类型的城市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发展特征。城市发展初期，以显著的经济增长为特征，工业发展和地方专业化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核心，而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断吸引人口迁入和增长，人口和经济增长逐步实现良性互动，城市增长的正反馈机制形成。当城市达到较大规模时，城市经济的驱动逐步由工业转向服务业，城市经济转型，从生产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转变，经济的多样化和地方品质的提升成为驱动城市增长的核心。基于人口—经济增长同步性划分的城市增长类型有助于理解我国城市增长的路径，不同增长类型的城市应根据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上海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于土地资源紧缺，中心城区的存量工业用地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是未来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和地产开发的重要资源。本文以上海市中心城区经历两次改造的红坊为例，从微观视角来分析参与主体在土地更新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并结合城市政体理论，深入探讨推动地块改造背后权力和资本的互动机制，旨在对国内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研究以及城市政体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应用研究进行补充。

　　本文通过实地勘察、问卷调查与G IS 空间分析的方法，对岳麓山大学城周边的流动摊贩的人群构成及经营活动的时间特征、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探寻流动摊贩在区域内的时空分布规律，旨在从规划角度提出流动摊贩治理策略。研究发现流动摊贩的集聚特征呈现相对稳定性，为流动摊贩的疏导规划提供了依据。文末基于包容性的多方融合协同原则，分别从规划主体、城市管理主体及流动摊贩主体出发，提出治理策略，以期为新时期的城市治理提供借鉴。

　　基于我国城市养老资源匮乏、乡村生态资源闲置的国情，发展田园生产性养老可有效缓解城市养老压力，并有益于老年人身心健康。在引介生产性养老理念的基础上，以环沪地区为例，实地调研城郊与乡村地区的田园生产性养老现状。结合调研结果，从老人需求和国家政策等角度剖析田园生产性养老的发展潜力，并针对开发形式差异、选址差异、需求差异等提出田园生产性养老的空间建构策略，以期为我国养老模式的完善提供新思路。

　　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养老院养老是当前中国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方式之一。合资格的设施管理服务有助于提升养老院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老有所养”的重要保障。本研究在南京市选取4 家养老院，对居住在内的老年人进行生活质量及设施管理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居住环境中宽度、布局、通风、医疗、呼叫设施和家具对于生理健康有直接影响；心理健康直接受无障碍性、呼叫设施及员工影响；社交关系主要由无障碍性、宽度、清洁和插座预测。为改善当前我国养老院设施管理状况，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对老年人、养老院及当地政府提出若干改进措施。

　　有效的协同治理是社会共治共享格局的理论蕴意，也是回应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践行标尺。通过将贝叶斯网络方法引入共享单车治理三方协同，开发治理协同度影响因素三维体系，构建治理协同度贝叶斯网络模型，分析了协同度差异的诱因以及各变量间的因果和结构关系，识别出关键因子，提出优化协同治理有效性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共享单车企业以及社会公众对治理协同度贡献程度存在差异性，其中共享单车企业子系统对整个治理系统协同度产生较强的促进作用；同步提高共享单车企业子系统与政府部门子系统治理协同度，对整个系统治理协同产生显著贡献。从坚持协同是治理的关键，政府部门是治理的主导和共享单车企业是治理的主体三方面，可有效改善共享单车协同治理能力与水平。

　　正义赋予空间是空间转向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式，空间正义建构是城市治理的重要价值取向。审视当前的城市治理，存在权力隔离、资本扩张与认同式微等非空间正义现象，与居民城市权利保障相排斥。以实现海量数据再生产为表征的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中具有提升公共治理效率、提升公共资源配置绩效、促进公共决策民意参与与促进公共空间文化营造等功能，与城市空间正义的建构和居民城市权利的均等化实现相耦合。在人工智能嵌入城市治理的过程中，要规避可能产生的伦理失陷与价值异化问题。

　　我国台湾地区的宜兰县以环境保护和文化立县作为社区营造的基本思路，自2003 年参与“东区培力中心”到现今每年举办“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相关制度日趋完善，公众参与度越来越高，有效地促进了空间规划专业人士进入社区。分析宜兰县社区规划师及驻地辅导计划的发展历程、人才培养、工作模式及内容等，介绍后埤村社区营造的典型成果，为大陆地区促进社区营造进程和推动社区规划师制度发展等工作提供借鉴。

　　基于长途客运班次和列车班次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构建偏离度指标，研究不同尺度下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网络结构特征及偏离度，研究结果表明：1）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中南昌市在不同尺度不同流数据网络多处于核心地位，其他如九江、宜春、新余等城市不同尺度及流网络下排名各有不同；2）基于客运班次和列车班次区域网络结构显现出明显的差异；3）研究尺度对加权度中心、图密度影响最小，而对介数中心影响最大，度中心次之；4）两种尺度网络结构位序偏离度分别为：加权度中心为 0.24，图密度为 0.48，度中心为1.7，介数中心为 0.24。区域是各种要素在不同尺度下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区域空间结构刻画需要考虑不同尺度以及综合各种要素。最后，对鄱阳湖生态城市群规划建设提出相关建议。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对公众参与智慧城市的意愿、行为与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其参与意愿均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作用；（2）公众参与意愿直接正向影响其参与行为；（3）参与行为直接正向影响智慧城市建设绩效。研究为不同城市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和进一步促进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管理启示与建议。

　　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生活政治理论为理论基础，借助问卷调查结合定量、定性分析技术，在解析宜居社区相关科研文献、政策文本、实践经验和融合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包括6 项一级指标、19 项二级指标和70 项三级指标的宜居社区评估指标体系。借助A H P 法计量指标权重后发现，务实和潜在变动性构成了评估指标体系的基调和特征，安全、智慧与自组织分别是当下社区居民的主导性需求、宜居社区的构成性要件及宜居社区建设的基础性方式，据此提出了双导向、系统设计、动态调整3 个评估指标体系优化原则，及多元共治、智慧社区与社区安全3 个日后宜居社区重点实践方向，最后指出了扩充指标建构方法、丰富分析数据、开展居民满意度调查3 个后续研究进路。

　　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我国城市就学的社会空间隔离现象增多，对教育公平直接或潜在的影响 不应低估。为充实规划师对相关干预工具的理解，本文回顾了美国就学反隔离相关政策从强制 到自愿、从以学校为中心到整合居住的演进历程，评述其成效。自“布朗案”以来，美国经历了曲折的就学反隔离历程，校车、择校项目、MTO、HOPEVI、包容性区划等政策影响结论多元。 通过比较，本文指出加强迁居就学指导、通过公共住房和社区复兴项目整合就学机会的重要性及启发意义，并强调了我国城市规划倡导就学公平行动和研究的责任。

　　大栅栏地区的城市体检与街区诊断是在新版北京总规的要求下第一批开展研究的课题，同时在当前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的工作中，街道社区对自身现状也有进行全面摸底、深度分析、科 学治理的迫切需求。本文以大栅栏课题的实践为例，以“住改他”用地为研究对象，从研究对 象尺度界定、分析逻辑和工具平台搭建、数据采集与处理等方面构建研究方法，介绍了“住改他” 用地的总量、用地结构、空间分布、产权特征各方面的分析与发现。同时从深入研究和调查访谈 中也反馈出老城街区治理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包括规划模式与业态管控标准、部门协调与信 息统筹、定期诊断与规划反馈、产权改革与制度完善等问题，仍急需不断探讨与推进。

　　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结合最邻近指数、回转半径、可达性模型和 Voronoi模型等对徐州市 养老机构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可达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养老机构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聚 集-随机分布格局，且呈现出由周边向市中心明显集聚的趋势 ;(2)养老机构的整体可达性较好， 64.11% 的区域能够在 15min 内到达就近的养老机构 ;(3)由徐州市养老机构的 Voronoi 图可知， 51.27% 的养老机构服务面积能够满足老年人口的入院的需要。

　　在构建公共文化场馆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和灰色关联聚类分析法对我国公共文化场馆社会效益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 :我国公共文化场馆社会效益各区域产生不均衡，东部区域整体社会效益较高，中部区域社会效益排名居中，西部区域社会效益相对落后 ;5 类社会效益中就业收入影响和人口素质提高方面的社会效益最显著，附加服务功能社会效益十分显著，基本服务功能社会效益一般显著，文化生活丰富社会效益不太显著。为克 服这些问题，急需制定我国公共文化场馆整体运营发展规划，扩大资金投入渠道，加强公共文化场馆开展过程中的运营管理和宣传推广工作，完善其周边相关服务设施及配套建设。

　　新城规划的主要目的是形成“反磁力”中心，从而达到疏解中心城功能的作用。但如果新城的居住就业错位，配套服务存在缺口，严重依赖老城，则大量居民将返流老城，反而加剧老城的负担。本文从北京新城规划编制的回顾、疏解与返流现象的分析、形成机理的讨论三个方面入手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新城对北京功能疏解的作用是有限的，城市人口—产业的重心仍未彻底转移，同时，存在返流现象。最后建议在北京新版总规落实与分区规划编制中，尊重城市发展客观规律，在更大范围谋划功能疏解，将规划实施嵌入既有制度环境中。

　　在我国地下空间法律缺失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立法为适应实践需要而规定了地下空间连通义务。运用价值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对地下空间连通义务的现行立法进行评析，其具有正当性。义务的客体范围应包括有通行必要的所有相邻地下工程，建设单位、相邻地下工程所有权人和政府相关部门作为地下空间连通义务的主体，履行相应出资和建设义务。地下连通工程所有权由投资者享有，违反地下空间连通义务，应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在城市治理中广泛应用，实现了从模糊到清晰、从部件到 事件、从管理到服务的不断发展，背后遵循的是提升国家认证能力这一基本逻辑。作为国家能 力的基础，国家认证能力的提升使得政府能够收集到更加全面、规范的社会事实信息，从更加 完备的治理信息、初步破解的部门分割、不断增强的政府回应性以及提升的政府预见性等四个 方面为城市治理主体提升治理能力提供重要的基础和可能性。但是复杂社会的不可认证性、国 家认证的成本限度、社会自治空间的必要性等使得国家认证能力的提升有其限度。

　　城市边缘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居民点盲目撤并、劳动力析出与就业空间错位、设施配给与实际 需求不符等诸多社会生态问题，研究结合新型城镇化战略，以重构社会生态系统平衡为目标， 通过调研不同区域劳动力析出规律、土地流转与产业等发展条件及居民发展意愿等，构建以社 会生态分区与居民点分类发展为基础、以就业空间布局与土地流转模式分区指引为核心，以交 通与服务设施精明配置为支撑的发展路径，并结合社会生态分区制定多模式的共建策略，确保 规划建设顺利实施。研究结合日照城市边缘区规划实践，为城市边缘区发展路径优化进行了有 益探索。

　　在政府向乡村投放项目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的是资源供给者的角色，供给方式上出现了绕过乡 村组织，由开发主体作为临时代理人，实现资源利用与乡村开发的新模式。该模式下的临时代 理人通过项目攫取了村庄的绝大部分治权，村集体的地位尴尬，村民自我管理的意识与功能 被弱化。文章认为其背后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项目制下临时代理人的设置，使得政府代理人 和村庄当家人两个角色发生了分化 ;另一方面，过分依赖临时代理人产生了一定的结构性风险。 应对这样的治理困境，根本策略在于通过机制设计将村民和村集体纳入到基层代理人的范畴中 去，引导市场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居住满意度是国内外城市研究探讨的重要话题。现有研究关注个人社会经济条件、住房条件以 及社区环境等对其的影响，缺乏关注和系统地探讨流动人口特有的“临时性”特征。本文将流 动人口的临时性特征总结为行政、经济和社会临时性。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行政 临时性对居住满意度影响不大，而经济和社会临时性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知，单纯地改革户 籍制度，并不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居住满意度，需改变其经济和社会的临时性。

　　对于“三社联动”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命题，没有专业社会工作的县域城市亦响应国家号召开展“三社联动”的具体实践，探索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三社联动”模式。通过对江苏宜兴“三社联动”具体实践的考察，本文发现县域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三社联动”有着“社区居委会”、“社区自组织”、“社区工作者”三个传统社区治理主体之间协同、互动的独特内涵；是一种以社区居委会为核心，整合社区既有资源，利用社区社会组织协助开展公共服务、组织社区自治的特殊联动机制 ；此外，县域城市的“三社联动”是对原有社会治理“存量”的优化，虽与大中城市社区对社会治理“增量”的拓展不同，但二者在发展路径上却“殊途同归”。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协同式的历史文化空间智慧治理框架，希望利用相关信息技术的智慧介入，更好地开展历史文化空间的信息数据共享管理、智能决策支持、在线监管、公众参与及可视化展示工作。框架运用多样的信息技术、融汇多种相关基础数据、耦合多方参与主体，推动智慧治理在历史文化空间保护工作中应用普及，进而推进规划编制数字技术与城市治理主体的变革。最后，文章通过示例系统的介绍，讨论了框架的技术实现路径，及其在当前规划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强镇扩权”改革政策中受到关注较多的就是项目审批扩权，它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之一。以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为例，在明确小城镇项目审批扩权与“强镇扩权”改革的对应关系基础上，从审批权限转移角度回顾了项目审批扩权在小城镇实施的过程，并对当前已经完成的扩权工作进行初步评价。

　　在反思国内智慧城市评估研究困境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国外智慧城市评估研究的进展和成果，以此全面探讨智慧城市评估的内涵。智慧城市评估包含事后评估与事前评估两种基本类型。事后的绩效评估包含目标达成、项目效益和影响后果三个层次，而事前评估包含了为制定战略规划而开展的评估、针对战略规划开展的评估两种类型。同时对智慧城市评估的实施主体做了简要介绍。最后对智慧城市评估的完整环节、评估主题的选择、评估指标的选取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针对我国频繁发生邻避冲突事件的现状，从博弈论视角分析邻避效应的演化机理与成因根源，并提出相应规避机制。针对不同决策主体构建了三类邻避效应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引入邻避因子 ∂mn、信息传播函数 λ( x ) 等参数，建立地方政府与邻避居民的一般化复制动态方程，深入分析了地方政府封闭决策期、协商谈判期以及设施兴建运营期时的邻避效应演化机理。分析得出 ：邻避居民由于信息匮乏，导致风险损失预期值 K 增高，从而增强冲突演化进度与强度 ；规避邻避效应的关键节点在于避免邻避效应的利益冲突，其根源在于不同主体对邻避设施风险成本感知的巨大差异，以及由差异导致的应对策略和行为 ；邻避因子 ∂mn 值大大降低，驱使邻避居民风险偏好抗争收益大于风险抗议成本，形成冲突演化。最后基于合作博弈理论分析提出规避机制，只有博弈双方共同签订具有特定约束力行为的协议，才能充分避免邻避居民的利益受损，邻避效应才能得以最终规避。

　　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区域发展战略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同城化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目标。在梳理同城化发展地区的现阶段实施成果基础上，发现由于缺乏有效的实施组织，战略发挥的作用有限，认为治理能力提升的重点在于明晰管理权限、确定实施任务、规范政策管理并加强实施评估。提出建立多元主体参与、多层治理结构、多阶段衔接、多领域落实的实施体系；面向“执行——监控——评估——调整”的实施过程由统一的治理主体协调领导，以项目库为推动载体、以空间管制为主要治理工具在多个治理领域展开同城化建设，过程中利用规范化政策法规与实施监督评估作为治理保障 ；并对可能出现的实践误区进行讨论。

　　本文以五年来对口援疆建设项目作为主要背景，以援疆建设实施效果的满意度作为主要考察内容，以对口援疆比较集中、力度较大的南疆三地州作为重点调查区域，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利用 L o g i s t i c 模型分析不同特征的群体对援疆建设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通过研究发现居民就业单位性质、行业空间分布、文化程度等对援疆建设效果满意度表现出明显差异，但是性别、族别和居住空间等因素对满意度没有产生明显差异。本文认为出现上述差异具有一定的客观依据，援疆建设实施以后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以及不同岗位，城乡人群的感受有所不一，对援疆建设所持有的态度也不一致。如果这一现象加以持续，将会出现新的社会异化现象，并不利于新疆经济和谐发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援疆建设的经济目标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本文对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