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资源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是城市文化传承的重要议题。实现微观尺度的名人文化基因向宏观尺度文化线路的转译既是历史名人资源活化的重要手段，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文章采用空间叙事理论与文化基因理论构建了名人文化基因向文化线路转译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知识图谱和空间映射，发现半野轩、环翠楼、吴清源围棋会馆等 6 个名人文化节点，转译形成反映吴清源童年时期及地方乡土文化的厚美村文化线路，以及反映闽都文化、串联起吴清源重要活动场所的闽都中轴线文化线路，提出了“主题—（线路 + 节点）—氛围”的文化线路活化策略，为其他地方历史名人文化资源的活化提供思路与途径借鉴。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进程的加快，传统艺术学科呈现颠覆性和系统性重构的发展趋势，跨界别、跨领域、跨学科、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新艺科”应运而生。在“新艺科”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艺术设计教育也呈现更加多元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文章在“新艺科”视域下，梳理了艺术设计教育的形态特征，以学科交叉重塑艺术设计人才知识建构，以科技驱动引领艺术设计教育与教学创新，以产教融合改革艺术设计人才供给侧结构，全面构建艺术、科技、经济、文化融合发展的艺术设计教育新生态。

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生产力双轮驱动、双效统一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路径。新产业、新人群与存量更新正在加速协同发展，创意更新是其中较为普遍、复杂的现象，如何利用存量空间培育、激活创意资源，进而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已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文章选取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对象，遵循动力“点—轴—网—输出”的研究路径，发掘归类创意更新文化、权力、空间 3 大子系统的关键动力因素，构建更新系统的因果关系图和存量流量图，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揭示创意更新的动力作用机理，并给出相关实施建议。文章尝试利用系统动力学技术破解创意更新的科学成因规律，明确驱动机制与实践应用的关键着力点和行动路径，为旧城更新、创意城市和新质生产力建设提供初步的科学决策依据。

市域社会的安全治理不仅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支撑，还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工作。文章在厘清市域社会安全治理这一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市域社会风险肇始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及欧洲启蒙思想革命等现代社会的“三元革命”，具体表现在“技术失控”“制度失灵”和“认同失衡”3 个方面的市域社会风险。文章基于对北京、上海、南京等超大、特大城市治理实践案例的梳理分析，总结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市域社会安全治理在“科技赋能”下的风险防范与公共服务、“机制保障”下的协同治理与资源下沉以及“情感凝聚”下的睦邻友好与社会整合 3 个维度形成的经验路径，在市域安全的治理研究自主性、分析视角创新性、治理理念人民性、工作方式系统性 4 个方面形成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启示。

政务热线作为政府与群众沟通的重要桥梁，依托民情上达与政策下传的双向互动机制，构建起高效、便捷的诉求响应体系，契合了需求导向的治理逻辑。政务热线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首先要强化平台建设，推动政务热线从接受群众诉求表达的“受理平台”向感知城市问题、推动问题解决的“治理平台”转变。其次要深度嵌入治理链条、优化供需关系、推动多方参与，完善城市治理的闭环逻辑。最后要基于历史数据积累，深入剖析城市问题的演变规律，推动城市问题的预防式治理，实现城市问题治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干预”的结构性转变。

在全球地域文明研究兴起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化的背景下，地方学已成为挖掘区域特色、服务城市发展的重要学术领域。南京学是以南京地域文明体为核心、融合多学科探究其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南京学学科体系需以历史、理论、方法、内容和实践 5 个方面构建核心框架，涵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交叉研究 3 类分支研究。南京学学科化发展的关键路径需要聚焦学术、资源、制度和传播 4 个维度。研究以期为南京城市治理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为中国地方学学科化发展提供范式参考，助力地域文明研究向系统化、国际化推进。

在现代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建筑能源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推动城市可持续运行的核心要素之一。因此，建环专业推动建筑能源方向人才培养对于实现绿色、智能的现代城市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专创融合教育是培养学生创新潜能、促进毕业生优质创业的关键途径。文章以工程热力学课程为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不仅传授工程热力学的基本原理和应用知识，而且还引导学生思考能源利用的创新途径，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和项目实践等多种形式，使学生能够深入理解热力学原理在节能减排、新能源开发等方面的应用潜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热情。同时，注重课程思政元素的引入和成果转化环节的加强，将专创融合落到实处。

文章全面考察北京市域 22 个散工市场，结合一手田野调研材料，解析散工市场的空间格局、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认为，空间格局上，市场需求与劳动力供给是市场形成的关键因素；组织模式上，从管理主体维度可将市场分为政府培植型和市场自发型，从产生逻辑维度分为功能主导型、交通导向型、生活导向型和历史惯性型；运行机制上，散工的工作周期包括进入、交易、维权和退出 4 个主要阶段。研究可为政府优化布局和有效监管市场提供政策思路。

随着养老群体的扩大和养老需求的转变，居家养老产业亟待升级转型。文章旨在为居家养老产业的升级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通过梳理基于科技与金融创新催生的新质生产力在居家养老产业中的应用价值，并进一步探讨两者结合对新型居家养老产业升级的贡献，从技术落地角度讨论其实现的障碍制约。研究发现，在养老产业升级的浪潮中，金融财务的专业思维将成为关键支撑，掌握元宇宙与金融化元素的复合型人才将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伴随国家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与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改革推进，技术赋能背景下的区域合作治理问题日益凸显。随着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行政效率逐步提高，公众开始额外追求政府管理者所能够创造的实质价值。文章以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中的政府战略三角模型为研究目标的价值指引，通过调查发现长三角“一网通办”在运行过程中主要存在价值层的区域内公共价值缺失困境、工具层的平台运行效能困境与合法层的互动与政治支持困境，并基于此提出优化路径：一是强化区域一体化价值理念；二是要通过建立有效的府际沟通协商制度、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以及畅通的区域信息共享机制来提升区域合作组织的运行能力；三是建立关于技术赋能区域合作治理的相关制度与法律法规来提升长三角“一网通办”的政治与合法性支持。

产教融合为地方高校建筑类专业人才培养指明了新的方向，对此，地方高校建筑类专业应积极主动迎接挑战，深度推进教育改革。文章在分析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的基础上，基于产教融合理念，提出了教育改革的新思路，构建了“四方共建 + 四阶循升 + 四元共育 + 四维协同”的产教育能人才培养模式，从基质生态环境构建、重构教学体系、完善师资队伍、搭建支撑平台等角度为培养创新型应用设计人才创造条件保障，进而提出实施提升策略。研究希望能够为地方高校建筑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思路与方案。

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推进农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是贵州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立足于贵州山地地域特色，从农旅景区产品的微观视角出发，解析贵州省全域农旅景区产品核心吸引物的自身体验属性，通过内容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构建包含 71 种基本类型的贵州农旅融合体验型景区产品体系，结合描述统计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手段，全面、系统地对 15 年内贵州山地农旅融合体验型景区产品的发展特征、分布特征和形象特征进行研究，以期为地方政府乡村振兴中农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据参考与科学支撑。

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推动地方应用型高校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在探讨地方应用型高校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基础上，以2011—2023 年中国 31 个省区市（未纳入港澳台地区）的地方应用型高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科技活动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在高校深化改革背景下，高校教育分类政策的实施能提升地方应用型高校科技活动对区域经济的贡献。据此，应进一步优化高校分类管理政策供给，提升产教融合水平，提高知识成果转化效能。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处理农业农村农民根本性关系的发展战略。基于此，文章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出发，通过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提出解决大学生返乡创业困境的对策，以提高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的成功率，为农村发展持续赋能，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幸福是人们的潜意识受到庇护的状态。潜意识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场所中，尤其存在于家屋里面。人们要过上幸福生活，必须构建幸福家园，用以庇护无意识。一些人虽然有居住场所，但是均处于“被抛入世间”的无家可归状态。人们失落幸福家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居住的家屋被异化为承载交换价值的商品房。商品房是一种既欠缺私密场所，又缺少情感的冰冷的物理空间，不具有庇护潜意识的功能。筑造幸福家园主要有 3 条路径：一是建设安全、坚固的“碉堡城市”，用爱的情感凝聚家庭成员；二是勤于家务劳动，将潜意识对象化于家屋及其设施中，使其从冰冷的物理空间变成“会说话的”温情空间；三是放飞情感、展开想象，用艺术美化、升华家屋，让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当前 AI 参与超大城市协同治理的必要性、重要性日渐凸显，但在实践中面临机遇与挑战的双重境遇。文章基于“伦理—技术—制度”协同分析框架，选取国内两大典型超大城市——杭州（数字经济赋能）、重庆（超大城市韧性）作为研究案例，通过对比分析其 AI 技术应用的实践特征、成效与矛盾节点，揭示 AI 与城市治理协同的内在机制与关键障碍。研究发现，当前 AI 与城市治理的融合需从“单一维度优化”（如单纯追求效率或技术先进性）转向“价值传导—主体互动—动态适配”的系统协同机制。为此提出“动态适配、多元共治、生态共生”的优化路径，加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AI 赋能城市治理范式。

数字化阅读已成为全民阅读的主要特征，尤其是高校师生群体，更是数字化阅读的重要推动者。文章基于对 2019—2023 年各省域空间数字化阅读的分析，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字化阅读的增加，减小了其省域差异性，并结合运用地理探测器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解析了省域空间数字化阅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高校聚集、科技论文产出、地区经济水平等因素起主要作用，受教育程度、网络通信水平和教育财政支出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年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此，从长期关注规划、空间平衡发展、宏观和微观研究结合等 3 个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在我国人口深度老龄化与家庭结构核心化的背景下，传统家庭陪护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免陪照护服务作为一种专业化、市场化的新型照护形态应运而生，其通过制度创新将家庭隐性照护成本转化为社会化、专业化、可交易的服务供给，实现对家庭养老功能的社会化补充与专业化升级。对此，应基于人口老龄化现实背景，准确把握其政策定位、服务定位和功能定位。当前，免陪照护服务的发展面临着供给失衡、支付瓶颈、质量隐患与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对此，应通过强化顶层设计以优化供给结构，创新多元筹资以破解支付困境，加强队伍建设以补齐人才短板，健全标准监管以筑牢质量底线，并推动科技赋能以创新服务模式。最终，通过政府、市场及社会的共同努力，探索实现“有政策保障、有资金支持、有标准可依、有人才可用、有科技赋能”的免陪照护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办学定位主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必须坚定走好校地融合高质量发展之路。文章基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视角，分析了校地融合发展的内涵及现状、重要意义和存在的现实困境，并探讨了通过校地融合积极赋能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包括强化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搭建信息平台、拓展合作面向、制定考评办法等，以期为推动高质量校地融合发展新格局的形成提供借鉴。

艺术乡建近年来成为我国各地探索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实施路径。文章以芜湖市鸠兹湾为例，采用文献分析、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在场景理论的研究视角下，探讨了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场景建构以及策略。结果发现场景理论的独特美学视角十分契合艺术乡建的建设思路，鸠兹湾文化场景空间在五大场景要素的作用下，孕育出当地独特的生活美学和价值观。从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 3 个维度出发，探索了艺术乡建和乡村振兴结合的新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为人才培养树立价值方向和社会责任，创新创业教育锤炼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能力，两者协同是建设教育强国、形成新质生产力并提升高校治理效能的有力支点。文章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探究思政教育溢出效应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中的路径，为科学培育创新创业能力提供了定量分析方法。首先，文章通过系统动力学构建“思政教育溢出—创新创业—学校资源”耦合模型，沿“价值认同—创业意向—在孵项目—成功案例—资源支出”链路刻画多回路反馈，揭示思政教育溢出效应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和发展路径；其次，将“内容供给—榜样示范—方法论迁移”三通道与“案例半衰”时滞进行可计算化处理，使外部性内生为反馈结构；最后，构建价值—绩效一体的统一模型，在同一框架内同步评估价值目标与绩效目标，并形成政策映射。结合局部敏感性与田口正交试验，识别可触达比例、意向生成率、案例半衰时间、孵化周期等高政策旋钮；在以“成功案例、在孵项目”为主、以“创业意向”为约束的综合评价下，得出效率、规模与可持续性之间取得较优均衡的方案。

绿色城市理念对城市生态及人类生存环境保护具有深远意义，但绿色城市研究到底指向什么？是城市的空间，还是空间里的人，抑或人与空间的交融？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城市空间的意义正在从实体空间向数字空间演进。文章基于媒介空间理论对绿色城市展开研究发现，人类生活空间早已发生结构性改变，城市空间的媒介化趋势愈发明显，社会空间已出现全面的数字化转向，生态文明的数字化迁徙正在进行。未来，绿色城市的内涵将更多地转向数字空间生态文明，绿色城市实践首先要注重数据资源与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数字城市，其次要强调数字技术与标准体系，打造绿色智慧城市，最终构建可沟通城市，实现数字空间生态文明。

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高校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带来了重要机遇与挑战。文章聚焦数智赋能视角，分析当前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与问题，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结合对十余所高校的实地调研以及南京工业大学的教学实践，探讨了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多种数智技术推进实践教学改革的思路、方法和路径，并评估了教学改革带来的初步成效。研究旨在推动实践教学与行业前沿接轨，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与创新设计能力，为培养适应数智时代需求的环境设计人才提供思路与参考。

文章以 2020 和 2021 年杭州市 12 个乡镇为对象，在 ITO（制度、技术和组织韧性） 治理框架基础上，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从整体视角出发，试图辨析 多要素耦合关系，拓展单变量分析的可解释边界，从而揭示影响城市韧性治理的非对 称性因果机制及多重驱动路径。研究发现：①技术主导型、ITO三轨协同型以及制度— 技术协同型路径能够实现高韧性治理；②核心乡镇采取驱动路径，而边缘乡镇遵循限 制路径；③技术韧性是高韧性治理的必要条件。

“创建式治理”作为政府治理的一种创新形式，正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城乡建设和空间治理的实践领域。文章基于对近年来浙江省一系列“创建式”空间治理实践的考察，从政府行为的视角解释其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并探讨“创建式治理”的空间效应和结果。研究认为：“创建式治理”体现了强烈的政府统合的治理思想。“创建式建设”围绕特定的政府治理目标，通过专班运作、竞争申报、项目打包、指标考评等一系列运作机制，有效地促进部门条块整合、实现体制内动员、确保上级目标的精准落实，并将市场和社会资源整合进既定的政府目标框架内。“创建”的统合机制在空间上产生了要素叠加、空间竞争和空间示范的效应，但同时也可能引起空间差异扩大、建设供给系统性和持续性不足、地方自主性弱化等问题。

食品安全风险在城市群集聚且呈跨区域扩散态势，加强府际合作意义重大。文章基于复杂网络视角，构建府际合作治理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成本收益分配、合作偏好、调控措施及决策噪声对合作的影响。研究发现：合理非对称的成本收益分配及合作偏好可促进合作，调控介入可使合作比例达到理想值；适当高强度的调控可促进合作；决策噪声过高对合作不利。最后，提出划分强弱风险地区、完善合作体系、增设协调机构与调控机制等监管策略。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朝着智能化、绿色化、人文化方向纵深发展，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传统人才培养模式逐渐暴露出专业社会认同度下降、人才培养供给侧与城市产业升级需求侧结构性失衡等突出问题。文章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例，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以“数智驱动重构知识体系、产教融合重塑培养生态、赛创融通贯通能力链条”为核心理念，构建“三维贯通”的改革路径，从知识体系重构、产教融合促进实践、赛创融通推动创新 3 个方面探索人才培养体系改革路径：首先通过数智赋能的知识体系重构夯实专业基础，继而依托产教深度融合构建协同育人生态，最终借力竞赛创新双轮驱动完善能力培养链条。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具有“需求导向性、数智赋能性、生态协同性”三重特征的创新型人才培养范式，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保障。

实现公共价值是智慧城市治理的重要目标，广泛的政企合作则成为推动该目标的重要力量。文章以 X 市“智慧绿波”项目为研究案例，基于战略三角模型，深入探讨公共价值共创的动态行为过程及效果。研究发现，智慧城市治理中公共价值共创经历了3 个阶段：共识确立阶段，政府注意力、政府支持及共识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合作创造阶段，多元主体参与、业务规范、部门协同和技术赋能发挥了决定性影响；模式推广阶段，上级领导认可、专项制度建设、系统迭代能力和模式推广能力成为主导因素。最终，创造出经济、行政和服务等多维公共价值。

文章以深圳市为例，对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和负载程度进行分析，基于全龄友好视角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探索适应人口特点的公共服务设施优化策略。文章首先对深圳市人口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以社区为基本单元，分析基础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等 4 类公共服务设施与人口需求之间的匹配关系。在此基础上，针对深圳市发展特点，结合不同类型设施的供给特点和属性，提出适应存量开发布局、兼顾均等化和弹性配置、突出代际融合、面向家庭需求等公共服务设施优化建议。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文化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元素，正在重塑现代城市的价值体系与现代城市治理的实践逻辑。文化嵌入现代城市治理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文化嵌入通过融合传统性与现代性，重构城市治理理念，在本体论层面推动了由“刚性治理”向“柔性共生”的现代城市治理范式转型，催生了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多主体协同的治理新场域。文章从文化嵌入城市治理的理论根基、演进过程入手，揭示了文化嵌入现代城市治理的内在机理，探讨了文化嵌入现代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人口空间转移驱动着人才竞争，其集聚与迁徙模式映射出地区经济规模与辐射力。文章基于人口普查、统计年鉴及高德迁徙大数据，结合偏移—份额法与网络空间分析，探讨了新疆人口流动特征。结果表明：（1）2010—2022 年，新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人口跨省流动较少，更倾向在疆内流动。（2）地州市之间人口偏移增长呈现以乌鲁木齐为核心与邻近地州流动并存的格局，地州市内部差异小，处于疏密不均态势；县域人口偏移增长则呈现分散与均衡并存的格局，逐步转向集聚。（3）2018—2022 年，全疆以乌鲁木齐为核心形成活跃都市圈，疆内人口双向流动增强，北疆尤为显著；疆外人口主要流向西北五省及京冀蒙等地，甘肃与内蒙古为重要的双向往来地。尽管人口流动日趋活跃多元，但地域凝固性与时间黏性制约了新疆的产业发展理念和技术引进广度。为此，需强化人口流动政策引导，深化区域合作，为新疆产业升级注入人才新活力。

城市发展须融合地域文化，通过政府主导的规划促进与公众的互动并增强文化体验来传承地域文化。文章以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为案例地，基于文本和微博数据，依托认知—情感理论的分析路径识别了政府投射与公众感知双视角下的地域文化的空间特征，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以“重视度—满意度分析法”观察其空间差异，并探讨导致差异的影响因素。随后，通过词频分析法综合提炼公众的具体需求，提出针对性的策略以优化地域文化的空间匹配度。研究发现：（1）政府投射和公众感知双视角下地域文化空间在认知、情感方面均存在差异，根据综合得分划分为高投射—高感知区、高投射—低感知区、低投射—低感知区和低投射—高感知区；（2）政府投射和公众感知双视角下地域文化空间差异的成因主要归结于需求差异。最后，文章通过融合多元功能、优化环境品质、强化文化推广、丰富体验活动、增加交通可达等方法来优化地域文化空间，从而使政府投射的空间与公众感知的空间相匹配。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如何有效改善老年人福利已成为社会领域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及中国长护险试点政策数据库（CLIP），探讨长护险对老年人福利的影响。发现长护险通过发展社会照护体系改善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且对参加职工医疗保险、重度失能老人的影响尤为明显。但医疗支出较高和依赖家庭照护可能会减弱长护险的福利改善效果。研究有助于深化对长护险福利效应的认识，对政策制定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城市国际化建设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文章聚焦“三教”改革（教师、教材、教法改革）驱动下英语跨文化思辨能力培养，以及其对城市国际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三教”改革为英语跨文化思辨能力培养推动了师资、内容与方法的革新，而英语跨文化思辨能力培养也对“三教”改革提出了新需求。从赋能机制来看，其在经济领域助力国际贸易、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在文化层面增进国际交流、传承本土文化并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在人才生态上培养创新人才、提升人才素质、促进人才多元化发展与知识流动；在公共服务体系中提升旅游、公共卫生和交通的国际化服务水平。在实践路径上，通过教师、教材、教法改革及以城市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策略，实现英语跨文化思辨能力的有效提升，为城市国际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南京工程学院作为地方应用型高校，紧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积极探索校城融合创新模式，通过空间融合、产业孵化与升级、文化传播等路径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文章通过深入分析南京工程学院校城融合实践，总结其推动区域发展的经验与面临的现实挑战，提出进一步优化校城融合模式的路径，旨在为其他应用型高校提供实践样本和理论指导。

数字经济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打破了传统产业发展边界，正改变着城市发展方式。数字人才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性，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崛起，两者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文章基于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在构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分系统测度模型、数字人才分系统测度模型、数字人才系统与数字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二者在江苏省各设区市的耦合效应以及协同发展状况，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究利用 RSS-CNN 与 Places365-ResNet 两种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对街景影像进行分析，识别 6 大类城市空间质量情感分布，以及不同类别情感类型分布的具体影响要素。同时，以杭州市滨江区为试验区，探测城市空间质量的情感类型分布，识别杭州市滨江区积极与消极因素。相关实验结果与滨江区总体规划图及其后期规划方案对比，验证了本方法的准确性和合理性。相关方法为城市街区改造和规划提供理论指导，有助于提升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如何将创新创业教育、数字经济和专业课程教育相互融合，成为高等院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重要课题。针对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 4 个“不足”，文章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以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创新创业课程教学方法建设、创新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创新创业实训基地建设、创新创业教师团队建设为重点，体现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特色，构建出适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1+2+N”人才培养模式，以期为文化产业管理专业高等院校的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教育提供参考。

基层是国家的基础和重心，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价值共创是筑牢基层治理长效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关键所在。文章结合 X 市 L 社区的治理创新实践，运用扎根理论挖掘基层社会治理价值共创的构成要件，详细刻画价值共创的形成逻辑。研究发现，基层社会治理价值共创依循“价值共创困境—价值共同生产—价值结果评估”的路径，是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组合赋能、共同缔造多维价值的复杂动态过程。通过价值共创空间重构、价值共创关系重塑、价值共创能力锻造、价值共创规范嵌入，基层社会治理超越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率、效益的价值目标，确保了任务性价值与非任务性价值的可持续生产，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向“人的主体性浮现”的核心论题收敛。

文章针对城市交通建筑设计千篇一律、缺乏独特性的现状，在保证实现交通功能的基础上，分析在门户型交通建筑中场所精神的营造方法及注意事项。门户型交通建筑作为城市文化和形象的重要展示窗口，设计时可以从尊重地域文化、融合地域色彩、营造舒适的艺术空间、注重人性化设计等 6 个方面营造场所精神，以赢得人们的称赞和留恋，加深人们对城市的印象。

文章基于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的理论及其构建的理想城市模型，研究文艺复兴城市广场设计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并结合现代空间设计原理去推导古代案例，发现文艺复兴城市亦具有流动空间和线性构图等现代城市的特征。对这些理想城市模型的研究使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以及现代主义的城市设计思想史形成了更为紧凑和互相关联的整体，并和存世的广场实例相印证。文章较为深入地挖掘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设计思想，有助于开拓当下城市规划的思路。

景观互动对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对心理恢复的影响机制尚未充分查明。文章基于武汉市典型城市公园开展实地调研，以青少年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景观互动理论建立概念模型，研究景观互动 3 个方面（感官互动、情感互动、行为互动）对于心理恢复的影响。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情感互动←感官互动→行为互动” 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感官互动、情感互动和行为互动对感知恢复性有显著影响。研究有助于营造适合青少年放松的公园绿地，并对现有公园绿地的优化提供指导性建议。

文章以我国 31 个省份为案例样本，采用超效率 SBM 模型，对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测度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多种因素对资源利用效率的联动效应及驱动路径。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利用效率呈现“东高西低”的显著差异性特征，任何单一条件均不构成高（非高）水平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但是提升居民文化需求与机构活跃度对于产生高水平利用效率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实现高水平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利用效率呈现两种组态路径：内外联动型与居民文化需求主导型；非高水平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利用效率的差异化路径表明，内部条件的机构活跃度与外部条件人口密度的缺失成为制约效率提升的关键所在。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社会的治理范式正经历深刻的伦理转型。数字技术不仅重新定义了治理的空间和权力结构，更在本体论上塑造了一个去中心化、信息驱动、协同交互的虚拟治理场域。治理模式由传统的自上而下逐渐转变为多元主体间的协作与共生，技术作为一种内在的治理力量，打破了“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重构了治理的伦理框架。数字化治理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反思，核心在于如何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避免技术对公共利益的侵蚀，保持对人类价值和社会公正的关切。数字技术既赋予了治理主体与公民更大的参与权与自治权，也引发了诸如算法偏见、权力透明性不足等伦理困境。 共生社区的理念进一步推动了公共性与技术性的交融，使治理得以超越传统的等级化结构，走向一种平等、透明的合作治理模式。数字技术的应用超越了技术性操作，成为一种道德中介，使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在技术赋权的情境下达成新的信任与认同。

近年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进程持续加速。我国自主研发、独立运行的“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北斗科普教育，则是普及这一技术 并提高公众认知的关键途径，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文章以南京市区3个社区作为样本调 研对象，通过了解城市居民对北斗科普教育助推智慧城市建设的认知程度，分析城市基 层北斗科普教育助推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挖掘“新时代北斗精神”视域下北斗科 普教育融入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价值，探索北斗科普教育助推智慧城市建设的实施策略 及其长效机制。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决定力量。基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 义社会呈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景象。在生产方式推动下城乡融合发展遵循否定之否定的逻 辑，将经历一个“城乡融合发展（肯定）—城乡对立发展（否定）—城乡融合发展（肯定）” 的辩证否定过程。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启示我们，若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发 展新质生产方式、畅通资本循环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乡村产业。

国土空间规划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对于构建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文章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与统计调查法系统分析了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现状，进而提出了面向新时代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发展路径的建议。结果表明：（1）现行相关学科人才培养体系较难达到国土空间规划对人才掌握知识技能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要求，且存在相应的薄弱或空白知识领域。（2）不同二级学科类型在培养目标方面具有自身的培养特色。（3）经济学和地理信息系统是全部相关学科核心课程体系 的共有高频词。（4）土地资源管理和城乡规划二级学科应作为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核心学科基础。（5）规划、经济与管理知识领域是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培养的基础性专业教育内容。据此，文章提出了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发展的路径建议：构建本硕博贯通式的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立足于不同的相关学科背景，建立具有相应优势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学科人才培养方向；构建基础+方向特色的课程体系；构建执业技能认证与学历教育相结合的培养模式。文章研究结论可为国土空间规划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提供参考和借鉴。

近年来，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对高校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城乡规划专业应积极主动迎接挑战，深度推进教育改革。文章在分析我国城乡规划专业教育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基于智慧城市理念，提出教育改革新思路，以数字技术、人工近年来，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对高校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城乡规划专业应积极主动迎接挑战，深度推进教育改革。文章在分析我国城乡规划专业教育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基于智慧城市理念，提出教育改革新思路，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系列课程为导引，重构教学体系，更新教学内容，融合跨学科知识，注重项目实践，培养复合型人才，多元拓展就业面，并初步预测了应用成效。研究结论希望能够为高校城乡规划专业的未来改革和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思路与方案。

由于社会对复合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原本用于培养专门人才的课堂教学体系已不足以应对这一变化。部分高校开始探索与课堂教学相辅相成的课外教学以创新教学模式。文章在界定复合创新型人才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规划类专业“课外培养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功能及体系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并以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的研究与实践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绅士化是国际上多学科关注的前沿问题。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以揭示国际绅士化实践及其研究进程与特征。结果表明：（1）国际绅士化实践由第一波绅士化浪潮转入第五波绅士化浪潮后，因受全球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影响而再次进入调整期；与之相伴随的是，国际绅士化研究在先后经历了概念形成阶段、萌芽起步阶段、波动探索阶段、初步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后，几乎同步进入调整期。（2）国际绅士化研究由国外学术期刊引领，并表现出明显的地理学、城市研究、环境研究、区域与城市规划等学科属性。（3）西方发达国家走在国际绅士化研究的前列，而近年来中国逐渐成为推动国际绅士化研究发展的新兴力量。（4）在国际绅士化研究领域，多个合作团队已初步形成，部分国内学者将研究成果推向世界。研究最后提出了未来绅士化研究应关注的重点。

以长江经济带江苏段为主轴，打造国际化创意城市群，对推动“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文章以创意经济为引领，以扬子江城市群为承载区，基于人文经济学理念构建“三轴一圈”的文化创意空间，打造体制机制、数字文化产业、跨界融合、创意阶层、创意金融等领域的一体化格局，使创意经济的诸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通、协同创新，进而形成集聚效应，助力扬子江创意城市群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样板。

生态康养小镇是协同推进乡村振兴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新型实践平台与重要载体，但在其开发建设中对地产模式的过度依赖造成了康养空间普遍缺乏对抗变化的综合应对能力，导致乡村生态资源不同程度地流失。文章以推动乡村生态环境和康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研究目标，从生态康养小镇的韧性空间构成出发，通过营造模糊空间、可变空间、协作空间、留白空间等弹性空间，结合集约高效的多功能适老化康养建筑及附属服务设施设计，实现多功能农业、多样化康养和地域文化特色体验等多重服务价值，以此提升康养小镇应对乡村未来发展变化的动态平衡能力，保障乡村生态系统和康养全产业链的平衡。

基于文旅融合时代实践背景，文章以精准对接长三角旅游新产业为目标，针对培养目标不一致、“双师型”教师短缺、创新创业机会有限和终身培训不完备等问题，采取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搭建创新创业平台、构建多元终身教育体系等措施，培养复合型、技能型、创新型长三角旅游人才，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践价值不仅在旅游人才培养领域具有关键作用，而且还是对长三角经济新常态、终身教育、旅游职业、人才培养等领域知识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础。文章结论强调了实践在构建长三角旅游经济新常态中的关键作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研究基于自然语言和复杂网络分析技术，利用大众点评的评论数据，对南京市老城区的本地和外地游客的社会感知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本地和外地游客所重点关注的景点类型存在着一定差异，外地游客所关注景点比本地游客在空间上更为聚集，呈现“三角网”的结构；本地游客所重点关注的景点之间联系网络的空间覆盖范围广；在关注的主题内容上也有所差异，本地游客更偏重于日常旅游问题，而外地游客对南京市的历史、著名景点、建筑等要素更为注重；关键词语义网络分析结果表明本地和外地游客在一些重要景点关联上也存在着差异性。总体上，研究成果可为当前城市旅游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活动已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过度劳动在我国日趋严重，挤压了居民的休闲时间，降低了生活质量。文章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定量化测度上海市居民的线上线下休闲生活活动，并从时间约束的视角探讨了过度劳动对休闲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过度劳动对线下休闲活动具有抑制作用。相较于正常工作人群，过度加班人群的线下休闲生活活动参与率更低、活动时间更短。相反，过度加班人群更倾向于依赖线上休闲生活活动。其泛娱乐类 app 使用时间更长，尤其是观看短视频和浏览新闻资讯等使用时间碎片化程度较高的活动。基于此，文章提出建设美好生活城市的建议。

物业服务是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增进民生福祉、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物业企业作为其基本服务单元，探究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以增效提质、与时俱进、人民满意为标尺的服务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以全国 43 家物业上市企业作为截面样本，以高质量发展为研究视角，引入 ESG 理念，重构物业服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 SE-DEA模型对其物业服务效率进行测度与比较，并按不同的 ESG 等级分析制约物业服务效率的因素，由此提出中国物业服务上市企业服务效率提升的对策与建议。

基于乡村地区老龄化日益严峻的背景，文章以乡村老年友好社区为主题，对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相关文献进行知识图谱量化分析，并根据关键词共现、国家—地区合作网络、研究热点和趋势等，将 2003—2021 年国外乡村老年友好社区的研究分为萌芽、起步、高速增长 3 个发展阶段。同时，依据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与关键词出现频次，重点分析社区发展、人本观念和社会参与、交通设施与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等主题内容的研究现状，总结出现有研究呈现单一要素向包含社会、物质等多维度综合环境要素转变趋势，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社会导向与政策导向，未来研究与实践应使用动态发展视角，以应对乡村老年友好社区面临的不断变化的挑战。

文章借助 2011—2021 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基本养老保险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基本养老保险的发展，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均得到一致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 ：“覆盖广度”是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发展的关键因素 ；相较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使用深度”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影响更大 ；“数字化程度”则对基本养老保险的发展存在负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保险金给付效率，分别从需求端和供给端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发展。文章结论旨在为拓宽数字普惠金融研究思路、推动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发展提供参考。

城市文化消费政策面临公共投入增加而社会效益下降的问题，特别是在促进消费公平和扩大消费群体方面收效甚微。已有研究较少从文化消费的社会不均衡性以及文化消费机制角度讨论文化政策的社会效益。文章根据布尔迪厄实践理论和文化区隔理论构建城市政策与文化区隔相互作用的理论模型，研究城市文化消费政策对居民的文化区隔的增强或减缓作用以检验城市文化消费政策的社会效益。以南京市文化消费补贴政策为例，基于对南京市典型社区的居民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和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南京市文化消费补贴政策加深了文化区隔。文化消费实践受惯习影响，南京市主要面向高雅文化的补贴政策，强化了高雅文化消费主体的消费实践，即促进原本文化杂食性较高的群体进行高雅文化消费，没能有效引导文化消费弱势群体参与高雅文化消费，未能显著改变这类群体文化杂食性低的状况。基于该研究结果，文章认为通过调节文化消费补贴的活动类型使之面向更广的文化受众有助于缓解文化区隔，扩大文化消费政策的受益面，促进文化消费的公平。

文士作为一个文化群体，是我国古代统治阶级知识分子的统称，也是江南古典园林精神文化内核的缔造者，研究中国园林的文化属性离不开这一群体。文章从文士群体的休闲文化视角出发，探究其对明清江南古典园林的营造影响及设计体现，并为当下园林景观设计提供思想借鉴。

乡村文化景观代表着农业文明的精粹，保留了人类不断积累的传统农耕智慧，对增强村落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被看作旅游资源，不断被开发和更新。文章运用IPA-KANO 模型，以南京市黄龙岘茶文化村文化景观组成要素为研究对象，分别探究在村民和游客不同视角下文化景观要素与主观感知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出现的差异性现象进行定量分析及原因解析，并依据象限图得到文化景观要素的优先级类型，为该村文化景观要素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以促进乡村内生性文化景观和外来文化景观的共生。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建设行动进程加速，数字技术不断融合乡村生活，并形塑乡村社会形态。文章从乡村振兴的整体性视角出发，聚焦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并形塑共同体形态的应用场景，在此基础上阐释数字技术助力乡村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现实困境，并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基层治理、数字素养等方面提出优化策略。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部分老年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已成为地理学、社会学关注的热点之一。文章基于问卷调查获取合肥市“老漂族”社交行为特征及城市融入状况的数据，同时结合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他们的城市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 ：（1）合肥市“老漂族”以省内流入为主，来源地呈现地理空间上的邻近性且受迁出地人口数的影响。（2）“老漂族”依旧以原有的社交网络为主，新的社交网络并未完全建立，但社交总体情况满意。从不同类型来看，城城型较乡城型的城市融入状况更好，乡城型群体对原住地的依恋情感更为强烈，且在融入感知方面乡城型比城城型更多地感受到本地人对外地人不够友善。（3）综合“老漂族”融入意愿水平发现，“愿意和本地人做朋友”比“愿意融入本地，成为本地的一员”的意愿高 ；“老漂族”对本地人是否持友好态度的感知总体表现较好 ；不过在融入现状中，相比于认同“自己已成为本地人”“老漂族”更认同“自己还是老家人”。（4）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职业、个人月收入、是否愿意与本地人做朋友、在合肥的交友目的对“老漂族”的城市融入各方面（融入意愿、融入感知、融入现状）都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其中乡城型群体的融入感知和融入现状水平不如城城型，且存在明显的消极融入现状。研究结论能够引导城市公共政策关注“老漂族”群体，对促进社会公平、改善“老漂族”生活质量等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社区差异化发展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其内在的机制并未得到揭示。社区发展理论从以需求为本转变到以资产为本，显示了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性。通过对一个城市社区的社区书记带领社区发展的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发现在资源禀赋相似的社区，社区书记的使命感和事业心以及领导力是社区发展最关键的因素。理论分析表明，社区书记具有独特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通过开发利用多样化社区资产，从而在带领社区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了发挥文化资本的作用，需要转变社区“两委”负责人的遴选机制和改变社区绩效考核的重点。

培养行业专业创新人才推动城市产业发展是地方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文章基于知识溢出理论，在对地方应用型高校行业专业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现状进行调研、整理和分析后，构建了地方应用型高校行业人才创新能力与城市产业发展的知识溢出效应关联模型，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知识溢出、地方应用型高校行业人才创新能力培养对于推动城市产业发展的路径和效应，为地方应用型高校行业专业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提出了对策建议。

在文化全球化的热潮下，各个地区的旅游业都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每个城市都希望能够树立一个具有文化特色的城市形象。文章以南京夫子庙景区为研究对象，对夫子庙地区的文化资源、文化元素进行整合与分析，并对其文创产品现状和发展战略提出思考，为提升夫子庙地区的文化形象和文化氛围提供一些建议。

大学生对环境的依恋程度影响其个体幸福与未来发展。文章基于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不同空间尺度（大学校园、大学城和城市）的大学生地方依恋差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地方依恋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尺度差异，较大空间尺度的地方依恋受到更小空间尺度的影响，各空间尺度地方依恋对主观幸福感作用机理存在差异。文章补充了多尺度地方依恋的理论研究，可为制定以提升大学生幸福感为导向的环境优化策略提供参考。

生态环境保护是 21 世纪中国乃至全球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是确立环境哲学观的基础和关键，对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理论框架与知识体系和指导具体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具有双重意义。文章探讨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哲学内涵，提出环境哲学观以可持续发展为认知基础、以和谐思想为发展基础、以生态效益为价值基础的理论构建逻辑，并指出上述 3 项基础对塑造中国特色的环境哲学观、形成完整的环境哲学理论框架以及助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积极价值。

城市文学地标是凝结特定文学经验的标识性地域景观，它们作为典范的人文意象同构着城市集体文化经验。长期以来，文学地标被架构为“空间 + 文学”的知识论二元模式，其内容建设忽视了对文学事件的生动关注。以城市建构为本位，文学地标应被视为异质文学经验在地理空间内的堆叠着的状态本身，即爱德华·索亚所提出的超越并融合了单一物质或想象维度的“第三空间”。作为兼容统驭着文本经验与空间在场的形式，碑铭、书法等文学书像呈现着地标生成史中的关键文学史经验，是“第三空间”激活的契机所在。

促进农民工心理健康关系到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推进。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 和2017 年两期数据，分析了城乡迁移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城乡迁移对农民工生活幸福感和情感抑郁具有显著消极影响，说明城乡迁移不利于农民工心理健康改善。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与第一代农民工及女性农民工相比，城乡迁移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更大。第三，机制分析发现，城乡迁移通过降低社会信任对农民工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提出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农民工共享城市公共资源，重视城市社区和社会组织协同功能的发挥以及加强农民工群体中特殊人群的健康干预的政策措施。

随着住房制度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混合型社区成为社区治理关注的重点。传统的混合型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分析方法大多依赖问卷、访谈等手段，对样本选择和时间成本要求较高，依靠信息时代的社交网络记录可以为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提供新的数据来源和研究视角。文章以南京市4 个社区为案例地，采用文本语义分析方法，尝试从混合型社区居民视角开展居住环境满意度评价研究，识别社区居民对社区居住环境不同类型意见，提出混合型社区环境改善建议，为社区规划设计提供方法支撑。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卫生、物业管理、公共安全等问题成为混合型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主要影响因素，也是未来混合型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提升的重要改善方向。不同类型混合型社区影响因子略有不同，在后续规划设计和老旧小区改造中，可以为混合型社区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改善建议。

随着新时代建筑行业的产业化升级，传统建筑学专业教学模式难以满足市场对专业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文章基于新工科建设理念，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建筑设计课程实践教学中，构建了虚拟现实建筑设计实践教学平台。首先，分析了虚拟现实技术在建筑设计实践教学中的优势，从实践教学基地、实践教学模式、实践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平台4 个方面探索建设思路，然后阐述了虚拟现实建筑设计实践教学系统的建设内容，最后通过问卷对虚拟现实实践教学进行成效评价。实践表明：虚拟现实技术与教学结合形成的多元教学模式，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设计能力和创新思维，从而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水平，对建筑类课程实践教学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开展，以广域乡村为主体形成对乡村空间关系建构的科学认知受到关注，对于促进乡村形成全面协同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阐述从空间到空间关系的理论溯源，梳理现有乡村空间认知研究，构建乡村空间关系解析框架，基于“要素—结构—功能”的相互作用形成对乡村物质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关系的系统认知，剖析现实乡村空间衰落的深层次原因。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出县级、乡镇级和村级乡村空间关系建构的规划路径，包括县级规划建立结构关联、乡镇规划形成功能协同、村庄规划推动要素整合，以期拓展乡村空间理论的研究视角，为我国乡村空间规划实践提供科学指引。

突发事件的发生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以及乡村秩序构建提出了巨大挑战。制度嵌入、内生秩序、舆论监督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乡村社会过度人情化、科层制的仪式主义、治理手段的单一化成为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壁垒。可以通过加强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重塑乡村内生性规则、提高基层风险治理水平来维护乡村秩序。

“数字抗疫”是在信息化发展和大城市转型期所遇的突发风险社会挑战条件下产生的一项新举措。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进行数据汇聚、分析、应用，实现事件精准管理、人员精准防控，这在3 年的疫情防控中已经展现良好成效，并成为政府数字化改革的重要应用场景。2022 年后，南京市各板块、各部门通过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工作，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切实提高疫情防控管理水平、减轻一线人员负担、增强群众体验感，疫情总体得到了较好的控制。通过对南京“数字抗疫”的总体架构、基本概况、进程分析以及与其他城市经验比较，文章提出了针对性的升级策略及建议。

针对城市人地系统紊乱、“三生”空间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难题，文章借助DNA双螺旋模型，构建人类活动和区域空间螺旋交互耦合框架，通过理论类比揭示城镇人类活动与区域空间的格局和过程耦合机理，为人地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分析思路。结果表明：①人类活动与区域空间结构的合理配置支撑城镇人地系统运行，与DNA碱基互补配对决定生物的繁殖、遗传和变异具有较高相似性。②城镇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变化、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扰动等人类活动要素分别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等空间要素耦合，要素之间通过具有氢键作用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数据流连接。③城镇发展过程出现城市病的根本原因是人类活动要素与区域空间要素的不合理配置，类似“基因突变”。城镇化初期表现为要素缺失，城镇化中期表现为要素错配，城镇化中后期人地耦合从局地耦合向远程耦合转变，要素耦合逐渐协调。④新时代人地耦合研究可以借助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方法从内部要素耦合和系统交互耦合两方面开展定量测算。

中国的大学与英国的大学在空间落点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的知名大学往往坐落于特大或超大城市，老校区通常占据主城区的位置；而英国的一些老牌知名大学很多落点在小镇，且小镇校区沿用至今。文章对比分析英国大学和中国大学分布城市的人口数量和面积，呈现英国大学落点的“小镇情结”，通过回溯英国大学最初建校和选址的历史，探求英国大学落点钟情小镇的缘由，剖析“镇学融合”给英国大学和小镇的发展带来的优势，为未来中国新大学校区选址提供参考。

随着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化已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手段。智慧治理创新不仅提升了基层精细化治理理念，还强化了基层“一核多元”治理模式，更是达成了重塑基层“立体化”治理机制的根本目标。从智慧治理实践成效来看，智慧治理在引领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倒逼政府治理改革以及提升基层“智治力”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基层治理领域表现出较高价值的同时，也带来居民重要信息泄露、基层自治空间不断压缩以及社会结构可能解组的风险。由此文章提出应提升个体和组织的风险应对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作化解潜在风险机制、借助政策实施防范智能化失范等防范基层智慧治理创新风险的优化建议。

目前社区养老托育服务的重点是对身体健康的照护，对精神、社会、身体三维一体的全方位健康需求供给能力相对滞后、满足度低，需要社区康养的新发展予以支撑和保障。在社区治理的逻辑框架下，社区康养领域出现的照护服务、营养配餐、运动康复、适老化改造、金融、教育、宜居环境开发等新业态，既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也面临有效供给不足、质量标准不高、人才支撑不强、供需信息不对称、市场宣传不到位、社区公共服务不配套等诸多挑战，需要在创新治理模式、推进科技赋能、健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上实现突破。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给全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养老压力，也成为当下城乡精细化治理的重点问题。探索新型养老模式，已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突破口之一。近年来，为了调动社会资源参与养老服务，我国不少城市在传统的社区养老模式下，建立了“时间银行”的互助养老服务体系。文章以南京市雨花台区开展“时间银行”的社区为研究对象，围绕时间银行在“供不应求”的状态下如何调配供需关系这一问题，通过识别时间银行参与主体及其特征，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研究时间银行的调配机制，进而对目前时间银行的运营机制进行评价，并提出未来“时间银行”与社区养老模式值得改进的方向。

通过住房的多元化供给实现住有所居，是我国城市转型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南京市为例，着眼于住房产权与居民在社区层面实际生活体验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城市居民住房产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住房产权对主观幸福感的独立影响较弱。控制个体基本特征后，住房自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影响，但这很大程度上与有产权家庭的住房舒适性明显高于租户有关。②社区环境感知存在群体差异性。相对于租户，有产权居民更容易对社区环境的总体感知做出消极评价，从而降低有产权者的主观幸福感。这一负向作用间接平衡了有产权者与租户之间主观幸福感的差距。③相对剥夺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要素，但住房产权的缺失对相对剥夺感并无显著影响。基于此，文章提出优化租赁住房的管理制度和改善租赁住房条件，提高社区社会融入是未来完善住房制度与社区治理的重点。

“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留学生跨境交流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研究基于2015—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68 个国家和地区高等学校留学生流动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构建留学生人才流动网络，分析“一带一路”沿线跨境交流的区域与层级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揭示跨境交流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201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留学生跨境交流规模不断扩大、组团日趋显化，形成东亚东盟组团、东欧独联体组团、南亚组团、西亚北非组团、巴尔干组团5 大交流集群。（2）中国内地和俄罗斯是“一带一路”沿线最大的留学生交流中心，留学目的地较为集中，中俄吸引了沿线近40% 的留学生。留学生来源地相对均衡，哈萨克斯坦是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其后依次是中国内地、乌克兰、印度、土库曼斯坦等。（3）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质量是吸引留学生的重要因素，地理距离和制度差异不利于跨境交流，而语言邻近和移民往来可有效促进留学生流动。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和交流建设的政策建议。

作为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金陵八景”之名始于明朝诗人史谨的《独醉亭集》，并在后世的诗文书画中被不断书写，由此成为地方文化内涵的有效载体，对南京城市形象之传播起着锦上添花之效果。“八景”意象之形成，与南京的区位地理条件以及历史文化均有着密切关联，其寓意也在时代进程中不断嬗变。而在建设文化强国、推动城市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应把人文溶解于自然，把历史交融于现代，把经典交付于再现与创新，从而使南京的文化景观真正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

社区共治是近年来社区治理研究的重点内容，当前各地社区共治工作已逐步由“制度构建”转向“落地实施”阶段。结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构建研究范式框架解读四川省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优秀案例，基于主体间性转换和商谈伦理运用，阐释交往行为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与效果，从微观层面提出社区由共治走向善治的方法。

利益返还是地方政府推动城市更新实施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但市场主体、原权利人的“不确定性”和“逐利性”、更新过程复杂、地方政府在更新过程中过于倚仗市场主体等，使得地方政府的利益返还水平与城市更新绩效间存在“倒U 型”关系，建议制定收益返还的适度标准和灵活的施策方案，将城市更新中的配套设施建设质量与收益返还的水平挂钩及提高地方政府在城市更新的参与度。

空巢青年是随着现代社会进步而出现的特殊社会群体。文章以广州为例，通过实地踏勘、访谈和网络数据分析，从承载、行为、管控3 个维度剖析空巢青年社群关系，从空巢青年社群居住空间现状和管理现状出发，分析空巢青年社群社交行为，提出空巢青年社群价值的实现路径，重构空巢青年的理想社群空间。

随着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逐渐完善，居民小区和部队院落应逐渐对外开放的观点受到社会普遍的关注，关于开放式小区如何起到优化城市道路布局、减少道路通行时间、提高交通通行能力的问题成为社会热议焦点。文章根据Wardrop 第一平衡原理建立关于车辆通行的模型，并以交通运行指数、道路交通拥堵率和行程时间可靠指数为主要指标建立了道路交通通行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文章选取了拥有不同内部道路结构的小区，运用该模型进行了计算和评估，并定量地比较了封闭与开放两种情况下，小区周边道路的通行能力，并据此给出小区开放决策的合理化建议。

美食旅游作为一种新兴旅游形式，以探索品尝当地美食为旅游的一项重要目的。目前，从对比视角探讨美食旅游的研究尚少。论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美两大旅游网站美食版块的用户评论进行对比分析，从美食文化、美食品质、内部环境、外部环境４大维度对中美游客关于北京美食旅游评价的异同进行对比，阐释潜在文化差异。研究发现，味道、服务、品牌３个因素均被中美游客高频论及，有关服务和价格的负面评价最多。针对北京风味美食，中国游客对“人气”“装潢”的关注度显著高于美国游客；针对其他风味美食，美国游客对“氛围”“选址特色”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中国游客。结果表明，北京美食旅游业在品牌文化内涵、食物性价比、服务质量方面仍有改善空间。文章最后依据调研结果提出相应启示和建议。

文章对共享发展理念做了阐述，对文化空间及其规划的研究背景、研究进展及研究意义做了梳理与概括。基于共享城市理念对文化空间的协同规划概念做了解读，进而从文化服务、文化生产、文化消费的视角对城市文化空间做了系统分类，并提出多空间、跨系统、网络化的文化空间协同规划策略。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以南京老城区为研究范围，以博物馆为研究依托，从文化空间、文化资源、文化服务３个层面对文化空间协同规划做了案例研究，对共享经济时代开展文化空间规划的价值与意义做了总结。

针对乡村景观实践中的同质化现象，依次从现象、根源与本质3 个层面进行讨论。在分析文本中乡村景观特色表述与现实之间差异性的基础上，从操作层面上解析了乡村景观同质化的根源问题，认为特异性的文本表述以均质化的图像制造“落地”必然导致同质化问题，而其本质是因乡村空间实践主体的转移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最后，建议“正视三对关系”，即乡村景观实践中主体均衡的关系、乡村景观实践与村民现实需求的关系及乡村原生性景观与新建景观的关系。

当前日间照料中心存在服务内容供需失调、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不能适应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状况。文章调查了绵阳市老年人对日间照料模式的养老意愿和服务需求，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对养老意愿和服务内容需求度进行研究，发现有持续稳定收入、无主干家庭照料以及对日间照料了解程度高的老人选择意愿更强；高龄、失能、孤独程度严重的老人对能满足基本生活的服务需求较高；非高龄、孤独程度较轻的老人对精神层面服务有较高需求。文章进一步提出了将日间照料中心依据不同服务对象进行分类的建议。

产城协同是城市发展的理想目标，近年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的产业新城模式在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广泛出现，标志着政府与市场正在构建新的合作治理模式。文章以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产城运营商C 集团产业新城PPP 项目为例，研究发现在产城协同发展目标下，中小城市政府与市场主体合作形成的PPP 产业新城模式的治理结构和互动机制与传统大城市的治理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其形成的内生因素在于地方政府在土地开发、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治理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但中小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启动尤其困难。该模式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促进中小城市产城协同发展，但由于其对于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复制中仍存在较高的风险。

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作为解释性框架洞察社会空间的主体结构和权利关系，适用于老旧小区更新的治理机制分析，结合徐州市单位社区案例，探索了老旧小区治理过程存在的共有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认为：单位社区主要面临社会职能移交缓慢、行动主体定位不明、社区资源有限、居民参与信心不足和意志差异化等现实困境，导致行动者网络存在失灵与解构风险。据此，建议在结构层次转换行动逻辑、匹配主体权责、配备保障策略，在实施层次转变关键行动者、介入新异质行动者、更新阶段核心问题和发挥国家政策优势，重构社区更新的转译过程和治理机制，为提高居民生活福祉提供实践参考。

风险社会背景下，环境风险已经成为建设美好人居环境的重要挑战并且影响居民的迁居选择。围绕城镇地区环境风险对不同群体迁居影响是否存在差异，选取5 个典型环境风险源，获取其周边303 份迁居情况调查问卷，运用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环境风险影响迁居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人、农村户籍、低收入、租赁住房群体以及工作在风险源周边的居民，更易迁入或在风险源周边地区内迁居，这一过程呈现环境非正义现象。微观个人理性选择、宏观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中观地方政府政策，共同促进环境风险影响迁居行为差异。需制定科学的环境健康政策降低与消除风险，保障各类群体尤其弱势群体免受环境风险损害的权利。

户外音乐节是城市地区向乡村地区的文化反哺，在推动乡村地区旅游模式多元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也为乡村地区的物质空间建设与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契机，如何探索乡村户外音乐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变得尤为重要。为此，文章从参与者满意度的视角出发，探索影响乡村地区户外音乐节的影响因素，并以太湖迷笛音乐节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参与者满意度、先前旅游体验对参与者重游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者满意度对短期、中期重游意愿存在直接影响，对长期重游意愿没有直接影响，不过满意度可以通过短期、中期重游意愿对长期重游意愿产生间接影响。此外，先前旅游体验对参与者的重游意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抑制了参与者满意度对短期、中期重游意愿的促进作用。研究旨在为乡村地区户外音乐节旅游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引，进而推动乡村地区的文化复兴和综合提升。

“携孙”行为是中国当前城市住区户外公共空间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模式。为了了解“携孙”行为的活动特征及其与户外公共空间景观空间要素的关系，选取了马号街社区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访谈法和行为观察法调查了“携孙”行为主体的基本情况、行为活动特征、社区公园景观空间要素特征，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携孙”行为的行为主体之一的（外）祖父母在这种活动模式中占主导地位。（2）住区户外公共空间中，分离型“携孙”行为远多于互动型“携孙”行为，分离型“携孙”行为的活动内容以休闲类活动为主，互动型“携孙”行为以康体类活动为主。（3）活动场地的景观空间要素对“携孙”行为类型（分离型/ 互动型）无显著影响，对“携孙”行为的活动内容（通过类/ 康体类/ 休闲类）影响显著。活动场地的遮阴程度越高，场地中康体类和休闲类“携孙”行为的人数越多，活动场地的服务设施越丰富；休闲类“携孙”行为人数越多，而服务设施的丰富度对康体类“携孙”行为人数无显著影响；本研究中其他景观空间因素对“携孙”行为均无显著影响。在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对未来住区户外公共空间设计提出具体建议。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直接影响居民生活便利度。文章基于社区生活圈视角，从居民所需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覆盖率、可达性以及便利性综合测度广州市居民生活便利度，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及空间作用差异。研究发现：广州市社区间生活便利度有所差别，中心城区各社区设施覆盖面广、生活便利度高，而南沙、从化、增城3区整体偏低；乡村较城镇设施生活便利度低；养老、休闲设施配置较不完备；人口密度、居民收入、公服投资及路网密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生活垃圾的产生和处理量大大增加，在垃圾焚烧发电厂快速发展的同时，提升公众，尤其是周边社区居民对垃圾焚烧发电运营的了解、理解和监督，成为垃圾焚烧发电发展和管理的关键因素之一。文章通过对昆明示范项目公众信息传播与意识提升方法及效果的展示，从邻避效应分析、机制化建设、监管政策和市场导向及外部专业支持4 个方面总结了项目探索的有效经验，为我国城市垃圾焚烧发电领域缓解邻避效应提供经验参考。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人口聚集的场所，探索历史时期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特征及长时期农村居民点变化规律可为复原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的历史进程提供参考。文章以江苏省苏州市为研究区，以地方志为主要资料来源，通过历史文献解读并设计古今地名匹配算法，实现了对明清时期4 个历史断面下苏州市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定位；通过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和泰森多边形等空间分析方法，探索了研究期内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志记载的历史居民点虽难以与当前通过测绘形成的农村居民点图斑进行直接对应，但可反映当时农村居民点分布总体格局；（2）明清时期，苏州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较为稳定，基本保持东北—西南方向的分布格局，并呈现出常熟市—苏州古城与常熟市—昆山市两条发展轴线。与现代多核结构特征相比，核心—边缘结构较不明显；（3）明清时期，苏州农村居民点密度分布就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表现出以苏州古城为中心，随时间推移逐渐聚集的趋势，这与当前以苏州市区为中心向四周递增的阶梯格局有显著差异。

遗产地景区旅游推动了当地经济和文化发展，但大量的访客也给遗产地资源与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研究根据唤醒理论和自我调节态度理论，从游客角度入手，将恢复性评价作为认知评价，满意度作为情感响应，环境负责行为意识作为情绪启动结果，构建遗产地景区游客的心理模型，以世界遗产地厦门鼓浪屿为例，研究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厦门鼓浪屿具有恢复性环境特质，以魅力性特征影响公众恢复性评价程度最大；（2 ）遗产地景区游客的恢复性评价对满意度有直接显著正影响；（3 ）遗产地景区游客的恢复性评价对其环境负责行为意识无直接影响，但二者之间可通过满意度的中介作用产生间接效应，说明游客在遗产地景区访问过程中，其环境负责行为意识的激发是一个渐进式的心理过程。

进入新时代，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与健康问题凸显，尤其需要解析二者的互动机制。为此，文章基于中国25 个城市的实地调研数据，从经济、行为和心理多维度社会融入视角，探讨其与流动人口自评生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联系。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健康受个体属性和社会融入因素共同影响，社会融入各维度对个体健康的影响表现出明显差异。“心理融合”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显著，而“行为适应”则与自评生理健康联系更为紧密。就影响因素而言，个体属性中的月收入与自评生理健康呈正相关，工作强度与两种健康水平均呈负相关。行为和心理融合中的社会交往、地方归属感对流动人口的自评生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是关键性变量；感知社会排斥则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总之，新型城镇化与“健康中国2030 国家战略”有着密切联系。建议政府除了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逐步消除收入差距外，也要重点考虑流动人口住区的规划布局，使其更接近中心城区，融入其他社会群体，拓展社会网络和融入机会，进而实现健康促进。

基于长三角三省一市60 年里的各类统计年鉴和1980—2015 年土地利用、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数据，通过时间序列和空间统计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历程，明晰城市化进程特征。根据城市化率、三次产业结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构成等指标，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化大致经历了3 个发展阶段：波动发展时期（1949—1978 年）、快速发展时期（1979—2003 年）和加速发展时期（2004 年至今）。伴随城市化发展呈现５个方面显著特征： （1）城镇数量呈现高速度增长、高密度集聚的特点； （2）城市等级显著提高，形成了完整的城市群体系； （3）城市用地面积急剧扩张、建筑空间快速向高空方向延伸； （4）城市建设投资迅速增加、市政设施水平大幅度提升； （5）城市化促进人口、经济和谐发展，城市经济规模持续上升。

城市竞争力是区域综合发展能力的集中体现。聚焦城市竞争力评价，对把握城市发展规律、科学探索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12 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捕捉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4 个维度的统计数据建立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评价体系内24 项变量指标进行因子提取与旋转，并对相关公因子进行测算，最后对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湖北省内12 个地级市各层指标之间呈现显著的城际差异，武汉、襄阳与宜昌等城市虹吸效应较为明显，其中武汉市的虹吸效应最为明显。生态环境层面与其余层面的测算结果排序呈倒置样态，在空间分布上，省内北部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要普遍优于南部城市。在未来，“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城市群协同发展机制才是更为适宜的现代城市群治理模式。

基于刺激—有机体—反应模型和收益—风险模型，同时，考虑到消费者个体特质差异，引入调节定向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实验法检验“互联网+ 回收”网站质量对消费者线上回收参与意愿的影响以及消费者个人特质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网站呈现环保信息和提供高隐私安全服务正向影响消费者线上回收参与意愿。（2）网站呈现环保信息有助于提高消费者感知收益，提供高隐私安全服务有利于降低消费者感知风险。（3）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在网站质量与消费者线上回收参与意愿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4）呈现环保信息对促进定向消费者的感知收益影响更大，提供高隐私安全服务则对预防定向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影响更大。

城市空间因素对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健康与城市都是内涵极其丰富、范围极其广泛的复杂巨系统，长久以来健康人居研究对城市空间因素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界定是含糊不清的。文章提出了将“健康位”概念作为健康人居研究的基础，认为健康位是影响人体健康的各种自然环境、城市空间、社会经济等因素的集合（超体积空间），个人健康位通过自组织和涌现形成群体健康位，进而构成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康位。城市空间与健康人居的联系得以建立，城市空间因素导致健康结果的因果关系得以清晰地界定。

以武汉市新洲区212 户被征地农民家庭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了征地拆迁前后被征地农户生计资本及可持续生计信心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征地拆迁后物质资本指标值大幅度提高，农户的生计资本总水平有所提高，但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标值却没有明显改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对被征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信心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物质资本的影响最为突出。建议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征地拆迁补偿制度，允许农户分享被征土地的项目红利，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扶持力度，积极帮助被征地农户尽快融入城市生活。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风险视角审视北京城市副中心治理，发现北京城市副中心面临着公共安全、城市病、治理主体能力不足等风险。为此，应做好“四位一体”风险防范的顶层设计，精准靶向风险目标；持续推进人文副中心建设，夯实风险防范的基石；进一步优化科技副中心建设，筑牢风险防范的防火墙；高度重视绿色副中心建设，织好风险防范的生态屏障；稳步推进法治副中心建设，健全风险防范的法制保障。以持续增强风险防范的支撑力、聚合力、驱动力，最终实现城市使人生活更美好的目标。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新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场景“单位大院”逐渐解体，大量单位大院中的居民逐步迁往城市社区。城市社区主要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异质社会，大院居民在融入城市社区时存在文化和情感上的隔阂，邻里关系较之单位大院疏远很多，使“交流何以重构”成了一个重要议题。文章结合“单位”视角，扎根于中国城市空间特有的发展历史及社会脉络，以一个已经破产重组的煤矿单位的底层居民安置生活点——宁夏回族自治区J 市L 社区为例，通过田野调查，探讨在重组的社区空间中，底层居民如何重构交流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底层居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利用甚至改造了L 社区中的各种交流空间，在交流中形成了重叠多样的社会关系纽带，巩固并拓展了他们在老单位时的社交网络，最终形成了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影响他们交流模式的因素主要包括：社区偏远的位置与完善的设施、社区外部空间政策的倾斜、单位居民多种关系的交织重叠与大量的共同行动。文章最后探讨了该案例对提升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水平的启示。

近20 年来，我国城市化蓬勃发展，进步神速。然而，城市概念之多、乱、杂，令人眼花缭乱和困惑不已。文章从城市管理体制分割背景、学科分化背景、学科交叉融合背景3 个方面对一些城市概念进行了讨论与辨析，并示例说明了若干尚欠规范的城市概念。最后，提出了城市概念规范与整合的若干建议。

虽然中产化长期以来被理解为一种城市现象，但在世界范围内，在农村地区建立城市居民居住地正成为一种普遍趋势。随着消费主义从城市向乡村蔓延，旅游与乡村发展之间的联系受到了广泛关注，其对乡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乡村的发展过程中，由旅游业引起的中产化现象已十分常见，旅游发展和中产化在地区上往往会高度重合且相互促进，这其中，遗产商品化成为一项重要的延伸工具，推动着乡村社会空间和地方生活的结合。文章以福建一都镇为例，基于对遗产商品化在不同时期的机制研究来揭示乡村对应的中产化特征表现，并围绕“身份认知与诉求”，通过对商品化各参与主体相互关系和身份转变的具体分析，展现出商品化开发下乡村空间形态的重构和社会关系的变革。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土空间规划目标要求之下，城市健康状态的内涵及其整体评估逻辑的科学认知，对提升城市体检工作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的精准施策。文章在厘清人地关系视角下的城市健康状态内涵的基础上，明确城市健康状态评估对象、内容指标框架、评估尺度与工作框架，以长沙市为研究案例开展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城市健康状态是由城市硬要素与软要素构成的复杂城市系统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运行状态的健康表征，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城市健康状态蕴含在物质环境、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三大子系统所构建的“人—地”复合巨系统中，是“人”与“人”、“人”与“地”相互交互的状态与过程，具有人地互动性、动静结合性和多维复杂性特征。（2）可将城市健康状态表征为关于生态宜居、文化旅游、交通便捷、生活舒适、多元包容、安全韧性和城市活力的函数，并构建总体的评估指标框架，空间尺度可分为社区、街道、区、市等不同等级的空间评估单元。（3）从长沙市的实证看，基于人地关系视角，开展市—区—街道三级尺度城市健康状态评估，可为探索“市—区—街道”三级协同的城市健康状态评估工作机制，构建“多尺度评估—多尺度比较—问题清单—治理项目库—再体检”的工作闭环奠定基础。

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快速发展，在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南框架基础上，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适老宜居城市环境建设评价要素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章从政策发展与评价研究两个方面、实体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维度、城市和社区两个范畴，对世卫组织2005 年提出适老宜居城市建设理念以来我国相关评价研究脉络进行分析和梳理，总结目前的研究现状，对未来的研究发展提出展望。

为改进现有游憩出行方式选择模型，提高游憩出行方式预测精度，对河北省武安市主城区6 个公园绿地内游憩者出行方式选择的意愿开展调查。利用卡方检验对出行方式选择与影响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并筛选变量, 随后建立多元Logistic 模型探讨了各变量对城市居民游憩出行方式选择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出行者年龄、家庭年收入、出行目的地、出行者教育背景、职业背景、出行耗时、出行目的及出行频率等对游憩行为出行方式选择有显著影响。

文章立足水患压力视角，以北方山地聚落后临河村为例，试图探究特定自然条件对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借助形态学的基本理念，结合生态学、地理学、灾害学、水动力学等相关知识，分析了水患压力影响下的传统聚落选址影响因素，并建立了水患压力影响下的传统聚落空间格局；在此基础上又揭示了这一因素影响下的聚落空间秩序和空间结构，以求探索传统聚落的营建智慧，为当今社会条件下聚落可持续发展拓展新思路。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存量空间规划及提升问题的研究意义愈发重大。文章围绕“在地边缘化”问题，以武汉市先建村为例，解析中部大城市城中村发展中所出现的特殊困境，揭示其特征与机制。实证表明，由于地方政府的企业化治理方式、空间规划的开发约束及行政责任下放的制度安排，此类城中村面临改造受阻、土地流失、村民就业无门、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日益恶化等多方面问题，陷入“在地边缘化”困境，并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建议。

通过将城市群与城市网络的相关研究方法应用于智慧城市群，结合实例对其特征展开研究。应用核心—边缘结构分析确定智慧城市群核心城市，综合考虑时间距离划定智慧城市群的空间范围。从5 个量化维度对我国8 个智慧城市群的发育程度进行评估，研究发现我国智慧城市群总体呈现为起步类、发展类及成熟类的分组特征；通过比较发育成熟度最高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智慧城市群，发现智慧城市群是在传统城市群结构基础上进行优化，强化核心顶端城市的区域协调作用，同时，信息化与智慧化建设将推动智慧城市群内的中级城市突破原有的传统位序形成跨越式发展。

通过使用CiteSpace 文献计量工具，以2000—2019 年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核心合集为数据来源，对国际创意城市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描述性分析演化过程、核心力量和知识基础在内的研究现状，重点剖析研究热点、热点演化进程、核心主题和研究前沿，认为促使创意城市与智慧城市相结合、艺术驱动创意城市的营造和绅士化相关问题，将成为国际创意城市未来研究的关注点。未来我国创意城市研究应注意缩小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差距、注重新兴技术的介入与发展、探索夜间形象的营造与建设和创建绩效多元化的评估维度。

中国文物影响评估开展了近10 年，但由于中国遗产管理体系的特殊性，文物影响评估与文化遗产影响评估仍存在差异。文章总结文化遗产影响评估的特点，对已有中国文物影响评估的内容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评估的内涵、主体对象、主要内容等方面对两者的差异进行归纳。最后从遗产价值和人的价值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中国文化遗产影响评估的可持续应用框架。

文章基于新家庭理论中家庭为迁移决策主体的观点，关注大城市人口回迁与再迁移，在对上海市某民办小学随迁子女的问卷调查基础上，采用双变量Probit 模型分析子女教育的投入、认知和地区差距等因素对孩子迁移、家长随迁决策的影响。发现就读年级、孩子成绩和教育差距对迁移意愿有影响。文章为疏解大城市人口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为寻找进城务工人员的迁移动机提供新视角，补充和完善了人口迁移理论中对教育因素的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与城市建设内涵式发展，居民生活质量在城市发展中所受到的关注正逐步提升。在重新界定居民生活质量内涵的基础上，运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2006—2016 年重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06—2016 年重庆市居民生活质量整体提升25.85%，各区县间居民生活质量差异减小；（2）2006—2016 年重庆市居民生活质量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梯度分异特征，渝西地区出现稳定的高值集聚区，低值主要集聚在渝东北与渝东南两大区域；（3）经济状况、城镇化水平、政府管理是导致居民生活质量差异化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的作用强度下降，自然地理特征的作用不显著。

选择机会公平、空间协同、成果共享3 个维度的28 个指标，构建了我国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18 个城市群的包容性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2005—2015 年，我国城市群包容性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各城市群在3 个维度上发展不平衡，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我国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的空间差异明显，呈现出“以长三角为中心”由东向西逐步递减的“圈层状”空间分布格局。

从保障房社区居住主体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居民个体特征与主体认知变量，构建教育、医疗、交通、安全、环卫、社会保障、商业、文体、行政管理 9 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模型。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方法探究各类公共服务满意度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满意度受到性别、年龄、学历、职业、住户期望与软硬件质量感知水平的影响，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具有层次化、多样性的特点，反映了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存在供需错配的现实问题。最后，从急需改进类、次要改进类和竞争优势类 3 个方面，提出实现保障房社区各类公共服务供需均衡，进而提升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居民满意度的对策建议。

女性建筑空间在过去的建筑学理论研究中鲜少被提及，随着社会学领域中女性主义的发展，城市与建筑中的女性空间和形式特征逐渐受到关注。在近代中国女性开始参与生产活动的社会背景之下，女性的生活结构发生改变。文章以近代大学中女生特定的使用空间——女生宿舍为切入点，对比近代大学校园规划和建筑的男女生活空间，分析日常生活多元化背景下女性空间的演变，阐明其中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并探寻其特征形成的原因，以期引发更多对城市女性空间独特性的研究。

随着通信技术、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在各行业应用的日趋成熟，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城市治理的各个环节，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更加精准、快捷、有效的方法，在城市现代化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治理为大数据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但大数据的应用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风险，尤其在公民隐私保护方面，造成了一系列的伦理冲突。在大数据城市治理的背景下，如何帮助城市主体充分适应大数据常态化生活，为其争取更多的空间权益，提升人们的满足感极其重要。文章从伦理和隐私的维度对大数据背景下城市治理面临的风险进行深入探析，分析大数据城市治理下隐私保护伦理问题，积极寻求破解之道，对大数据时代城市治理隐私保护伦理问题，提出构建大数据伦理准则等对策，以便在数据开放、利用、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使每个个体都能在整个数据生命周期中充分享有自己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

住区环境作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 其设计的合理性与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息息相关。文章通过访谈、问卷以及综述的方法，对既有住区中不同类型老年人的活动类型差异性以及场所选择差异性进行分析。综合分析由于性别、文化程度、收入、身体健康水平及独立能力等因素的差异对活动场所选择产生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动因，并据此对住区适老性环境改造提出合理化建议，为住区适老性设计以及改造提供新的视角。

文章以美国开发热点区的活跃退休社区（AARC）为主要研究对象，首先用地域密集度以及人均户数等指标对开发热点区进行了划分，用多重对应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各热点区的养老环境特征，并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探讨了A ARC 的主要类型特征。文章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养老社区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健康中国战略导向下，健康食品备受关注，分析食物环境对不同收入群体生理健康的影响差异成为新的研究视角。在剔除就业地食物环境的干扰后，总结食物环境对生理健康的作用路径，构建多层线性模型分析主客观食物环境、饮食行为、体力活动、自选择机制、个人属性对居民超重的影响，发现：低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在超重比例、个人属性、食物环境、饮食行为方面差异较大；主观食物环境对超重的影响作用于全体居民，而客观食物环境对超重的影响仅作用于低收入群体；个人属性仅对低收入群体超重产生影响；体力活动与健康管理可以减少居民超重。从健康公平出发，验证了可以通过食物环境干预居民生理健康，针对不同群体提出差异化的健康促进策略。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网络是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模式进行分析的突破口。文章以南京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主体为调研对象，在整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模式的基础上，通过调研各主体间的关系强度，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评估网络。通过计算该网络的特征值，实现对评估模式薄弱点的定位。最后，结合脆弱性理论，对该薄弱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

列斐伏尔等人基于空间哲学，以日常生活批判为角度切入到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认为当前城市空间深受资本逻辑的影响，并造成了空间异化、空间隔离等城市问题。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等人提出要通过以舒适居住权、参与决策权、空间使用权及信息权为内容的城市权利来解决。但从现实条件来看，城市权利在主体、内容及实施方面都存在着困境，只是一个关于城市的乌托邦。而如果要实现乌托邦中的可能性，剔除理论中民粹主义的危险，就需要遵循城市权利法律化的路径，具体通过不断提高空间在法律中的地位、将城市权利主体范畴法律化、城市权利原则化等方面来完成。

基于文献统计分析方法和可视化分析工具，利用CiteSpace Ⅲ软件对1248 篇城市治理领域的CSSCI 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城市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治理体系、社区建设、空间治理、数字城市、城乡二元治理等5 方面；研究热点的演进路径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化特征且与国家方针政策高度耦合，2010 年之前，研究较为宏观，主要集中在社区治理、城市化、城市管理等方面，2010-2015 年，研究更聚焦于微观层面，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大数据以及新型城镇化成为研究热点，自2016 年起，整体性治理、治理现代化和空间正义成为学界所共同关注的话题。但目前的研究还处于表象的、离散的状态，研究主题之间关联不足，研究成果相对独立，缺乏本土化溯源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定量研究成果偏少。构建本土化理论分析框架，重构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应成为下一步城市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

近年来为解决过去粗放式管理带来的低效问题，精细化治理理念应运而生，而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老旧小区普遍存在公共空间“脏乱差”、困难人群集聚等问题，如何实现老旧小区的精细化治理是现阶段关注的热点。本文选取PCA-DEA 作为研究方法构建了老旧小区精细化治理绩效评价体系，弥补国内外在老旧小区精细化治理水平评价方面的不足。最后以2017 年进行改造的南京市鼓楼区18 个老旧小区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代入模型量化评价其治理绩效并总结出精细化治理绩效的提升建议。

在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和乡村发展转型的背景下，一些地区的入乡流动人口已具有一定规模，且其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入乡流动人口及其所带动的多种要素向乡村的流入将影响城乡人口的分布和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研究这一群体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对促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具有战略指导意义。本文基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采用GIS 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江苏省入乡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且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省入乡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梯度格局；地理环境要素、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仍是现阶段吸引入乡流动人口的最主要因素。基于此，本文根据江苏省不同次区域入乡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的不同，提出差异化政策建议，以进一步提升江苏省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发展的质量。

以大学生就业城市意向为研究问题，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对现有人才空间迁移理论进行了补充，结合问卷数据，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南京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城市选择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个体的主观因素对于空间选择的影响大于客观属性因素；客观上，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情况、地方熟悉度决定着其对就业城市的选择；主观上，大学生对意向城市的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因素影响更大，且更重视城市的发展水平、工作预期收益，以及工作、住房、户口等限制性条件。启示为：（1）需要提高人才政策的精确度和可感知度；（2）需要完善健全劳动力市场以及丰富城市功能；（3）需要发展“人本主义”规划范式。

本文从大小数据相互补充和结合的视角，首先运用微信热力大数据分析了常州市主城区的职住平衡情况，将研究区域分为“职住平衡”和“职住失衡”两类空间。其次，利用P OI 大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共同构建了职住平衡影响因素体系，运用有序l o gi s ti c 回归模型分别分析了两类区域内通勤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居住地和就业地的建成环境及通勤情况均对职住平衡水平有显著影响，其中职住失衡区内建成环境的影响高于职住平衡区。

东京文化资源区是日本社会为推进2020 年东京奥运会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文化举措，因其异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规划途径和当前备受推崇的“自下而上”的参与方式而受到各方关注。文章首先从东京筹办2020 年奥运会的现实背景出发，系统梳理了东京文化资源区的提出过程、内涵、模式与操作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对中国的城市更新和存量规划的借鉴意义。其次，在将推动该计划的东京文化资源会议（T-CHA）定义为第三域的基础上，文章尝试提出第四域的概念，并详细论述了民产官学“四域构成”的社会联结方式。最后，文章认为：在第三域掀起团体革命浪潮的同时，从志愿组织演进为社会企业是包括东京文化资源会议在内的志愿团体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此外，作为中介触媒的第三域在联结上下两种规划方式和激活第四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才保障房政策对大城市城镇化进程有重要作用。以南京市为例，将大数据（P OI 等）与小数据（问卷和访谈）结合，利用GIS 空间分析和SPSS 统计方法，总结已建（在建）人才保障房的居住空间特征和新就业人才居住需求偏好，并探析人才保障房住区和需求偏好的适配与错位；最后透过问题反思讨论人才保障房的发展。主要结论为：（1）人才保障房围绕产业园区布局，选址考虑职住平衡，却远离城市中心；周边配套设施缺乏，而内部配套又不足；住区社会空间流动性高，住户场所感低。（2）在既已形成的功能格局和基于土地财政的经济理性下，当前人才保障房居住空间难以满足人才需求。

社区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如今安全社区建设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居民的社区安全心理感知为研究对象，在西安市主城区内调查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安全建设情况，利用德尔菲法及SPSS 统计分析法对居民安全感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社区公共空间客观存在的安全保障体系与居民头脑中的安全映像并非一一对应；居民安全感最大的影响因素是住区内陌生人口的频繁流动。因此，改变以往单纯注重物质规划而忽略精神需求的社区建设模式，本文从居民的安全心理感知入手，通过提升居民安全感以实现社区规划的以人为本。

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力军，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纽带对 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鲜有研究揭示城市社区的邻里交往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 机制和路径。本研究基于广州市 23 个社区 1064 份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揭 示社区邻里交往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尤其关注邻里交往对社区贫困等环境压力 所起到的缓冲效应。研究发现 :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与所在社区的邻里交往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 社区的邻里剥夺指数呈显著负相关 ;但没有证据表明，邻里剥夺指数与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关系随 邻里交往程度的不同会有所变化。因此，和睦的邻里关系能够直接提升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但未必能够缓冲环境压力对其幸福感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国际学界称之为“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近 20 年来 S S C I 的相关研究文献表明，中国城市空间分异的表现形式、类型、成因及社会影响等，既 有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同之处，又有中国的特殊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在一定范围内属于正常，超 出阈值便会带来消极效应。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虽然没有出现居住空间的贫富严重对立，但也形 成了多种形态的居住空间分异，因此必须高度关注和研究其发展态势。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建成区内形成了生活环境差、日常活动缺乏、社会交往内倾的城市边缘社区。对此，城市建设需要利用柔性的手段去缓解人、环境和社会三者间的冲突。公共艺术作为物质与精神相融合的新型城市建设方式，可灵活介入不同形态的社区空间中，通过发掘边缘社区的公共空间来弥补城市空间转变产生的裂痕，给社区群众提供生活便利和精神补给；同时，它也作为一种介质来刺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搭建边缘与中央的桥梁。

此次研究基于满足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的目标，选择社区生活圈视角研究公共开放空间绩效。首先依据上海市在新一轮总体规划中提出的社区生活圈中对公共开放空间的要求，讨论了生活圈概念，分析了社区公共开放空间的核心价值与标准，并设定空间绩效评价的指标；构建绩效评价的工作框架，借助A r c G I S 平台，对各项指标做出具体分析，并得到基于社区生活圈的公共开放空间绩效的5 点结论，旨在从规划角度为未来公共开放空间优化提供方向。

随着各级政府对南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问题的政策支持，吸引了全国各地、各类型的流动人口进入南疆。以2015 年南疆流动人口调查问卷获得的数据为依据，选取个体特征、工作及保障状况、生活及环境状况三个维度20 个影响变量，利用SPSS19.0 中交叉表分析和二项多元回归方法对南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婚姻、户口性质、户籍来源、年收入差距、居住时间、气候环境满意度等对南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

首先通过对城市社会空间内涵的剖析，认为广义城市社会空间更适应于我国当前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并结合新城区社会空间的特性，阐释了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的内涵。其次，通过对比资本主义国家、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我国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主要受到制度环境、产业结构和技术条件三个方面影响，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与其制度环境、国家职能和“历史路径”多因素有关，而我国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是国家政策、市场经济及全球化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最后，对国内外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进行比较，指出我国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对象、研究理论以及研究范式上与国外研究具有差异。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正逐步构建起新型城乡关系，同时提出要发展“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本文通过研究“乡愁”的空间性质，发现其具有距离、尺度与迁移性。同时又针对“乡愁”空间表达的影响要素做出分析，发现自我、他人、历史、自然这四类关系会影响其空间表达。最终通过以上两点分析，发掘新型城乡关系下“乡愁”这一价值意向的空间隐喻：新型城镇化提出“乡愁”，就是将城镇、村落、传统、历史、民俗等凝聚成为共同的价值认同意向。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要维护“原住民”的生产生活空间、保护城镇弱势群体的空间权利，塑造新空间要做到社会、时间、生态、空间的协调统一，同时保障每一个城镇居民对空间的权利诉求。在未来新型城镇化所呈现出的城乡关系格局中，离“乡”之人能在己“乡”之外的世界中获得充分的生存尊严，能够以宽容、坚定的心态进行地方价值认同，从而使得新型城镇化成为有根的城镇化，记得住我们从哪来、看得清我们将往哪去。

在西方国家，社区协议理论作为一种先进的大型工程社会影响评估方法，得到较大范围的应用。文章分析了目前国内项目社会评价的弊端，介绍了社区协议理论社会评价的起源与发展，综述其评估程序、评估内容及其在实施过程要点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审视社区协议评价理论视角下我国项目社会评价，论证将其引入国内项目社会评价的必要性，并探讨其运用到本土化需具备的前提条件。本研究构建了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社区为中心，强调社区参与和多元利益主体互动的评估模式，弥补了传统评估模式的不足。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乡村衰落等问题受到各国重视，学术界提出了内生式发展的应对思路。论文对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内涵进行了阐释，并通过对主要学者观点的分析与归纳，厘清了内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同时在对我国乡村社区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详细分析基础上，从内生自主性组织建设、社区产业建构、村民主体地位与发展三方面，提出了我国乡村社区基于内生式发展的营建模式，以期为当前的社区建设提供借鉴。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快速城市化的同时，城市居民要求参与社会事务和维护自身公共利益的呼声日益强烈。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研究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及其培育方法。重点介绍我国台湾在社区营造过程中，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的三种主要手法：唤醒环保意识、唤醒教育意识和唤醒文化意识。并以成都老旧居住区改造为例，反思其社区治理实践中的优点和不足。通过学习台湾经验，探讨中国大陆构建开放与和谐社区的方法，以期唤醒社区人文精神的回归。

本文从动静结合的研究视角出发，以第五、六次人口普查及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定量与定性的分析手法，初步解析了2000年以来全国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程度、集聚特征、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00年以来全国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程度较高且呈现出“东部高、中西部低”的分布特征；②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在集聚分区、网络分析、人口重心中基本均表现出向东部地带集中的特征与趋势，其中西部的部分省（市/区）在网络关联中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集聚特征；进一步分析其集聚类型，发现绝大多数省（市/区）的流动人口属同一类且主导社会特征为流动原因；③吸引流动人口空间集聚变化的因素仍以经济水平、交通优势、消费能力和投资空间等为主。

为研究行列式单位住区户外空间形态的类型特征及其与交往行为的关系，以徐州西关北村为例，借鉴R·克里尔理论分类梳理住区主干道、宅前路、主干道与宅前路交叉口、住区入口以及主干道尽端等空间的形态特征，并利用行为注记法对交往行为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交往行为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布规律，同时动态和静态集体行为各自青睐不同的空间类型特征。研究成果为完善行列式单位住区户外空间形态设计提供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令人瞩目的高速发展，特别是自1978年始，中国进入体制与发展的双重转型阶段，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贫困的问题日益凸显：贫富差距的扩大、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本文将在双重转型的理论框架下，探讨城市贫困的理论基础，并在考察城市贫困的基本现状与扶贫进展的基础上，提出缓解城市贫困的思路与措施。

中国大城市已进入“移民城市”时代，提升流动人口居住意愿对保持城市发展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对上海流动人口的迁居意愿与再流动意向进行研究，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内部二元结构”下，大量流动人口处于幸福感低但定居意愿强的状况。在再流动地的选择上，返乡是流动人口再流动的主要选择。在影响机制上，家庭收入高、拥有住房、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强，而经济收入低、租赁住房、家庭成员离散的流动人口迁居意愿较强，且流动人口定居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居住惯性”。在流动人口再流动意向上，呈现出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负担越小，继续向其他城市流动的可能性越大，而年龄越大、家乡发展环境越好则返乡的可能性越高。在“十三五”发展期，建议尽快将长期定居城市但发展能力弱的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纳入城市福利保障体系之中，减少流动人口入户的“选择性歧视”。

采用基于改进重力模型的交互空间理论，通过对浙江养老机构间的联系强度的定量计算，运用ArcGIS软件，分析了浙江省养老机构的节点结构和空间联系特征，划分了3个养老圈，解析了浙江省养老机构的开发潜力和发展趋势,为养老机构科学规划、正确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以郑州市的居民为研究对象，借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结合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层次差异，增加了社会参与因子与城市认可归属因子，探索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居民满意度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宜居满意度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居民的需求开始由传统的社会物质需求转向城市归属感的需求上，发现居民的整体满意度偏低，特别是归属感满意度偏低。据此认为不仅要完善基础设施，更应拓宽社会参与渠道，提升居民归属感。

在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就业时间”和“劳动合同签订”两个维度对“就业稳定性”进行了界定，利用样本调研数据对影响南疆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个体特征、就业特征、雇主特征三大类13个自变量进行了Logistic回归模型的多因素对照研究，结果显示，汉族、城镇组、已婚有子女组、35～44岁组、月收入7000～7999元组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较高，而“租住房”组、“农户”组、“中外合资”组、“与当地居民相处一般”组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较差。

以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典型特大城市为例，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 年与2010 年三市及其46 个区县的职业结构开展实证分析，重点研究外来商业服务业人口的发展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市层面商业服务业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均实现了快速增长，且外来人口已成为商业服务业人口的主体；区县层面商业服务业人口中外来人口比例随社会发展阶段提升、本地人口教育水平提高、老人和少儿人口比例增加而提高。为此，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关键在于提高本地人口的就业率以及从事商业服务业的比例，以减少对外来人口替代性就业的需求。

过去外源式的农村开发模式因为主体错位引发了诸多问题，农村发展急需向内生模式转变。首先总结了内生式发展的内涵特征，再以湖北省鄂州市为例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意愿进行调查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农民主体地位回归为核心，以生产方式、生活空间和治理结构三维重塑为构建措施的农村社区内生发展模式。

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是遏制农村衰落、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完善农村建设的重要工程，如何科学地制定具有特色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是规划工作者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通过对当前新型农村社区规划过程中的特色缺失现象分析，提出社区特色营建策略，旨在激发村民自治能力，找寻村民参与途径，改变现有“千村一面”的趋势，对苏州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从历史演变特征分析，不同时期影响北京城市贫困空间分布的主导因子存在较大差异：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市空间分化以身份、地位为基础，同时受制度与宗教的制约，形成皇族、贵族集聚于中心地带，底层阶级集中于城墙附近与外城（南城）的格局；近代北京城市在半殖民地化的社会过程中，经济地位成为空间分化过程的主导因子，城市空间呈现“中上层居住在中心，贫民迁居在外围”的圈层结构；现代北京城市贫困空间分布受政策、经济体制、城市化进程等多因子交互作用，城市空间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质化发展向市场经济时期的空间贫富分异态势演化。

当前，农村集体违法建设形势严峻，直接影响我国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究其原因，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所带来的土地违法暴利是其诱因。同时，现行“乡政村治”制度执行不力，农村集体组织职能异化、财权事权失配严重、集体干部相关激励机制缺乏等，都使得农村集体违法建设在所难免。因此，要解决农村集体违法建设，必须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进行系统化改革，同时进一步落实农村自治制度，并对农村集体组织进行针对性改革。

“一”、“二”哲学差别是中西方文明分野的根源，当前，二元导向的西方文明主导了全球化一体化，这促使了当代城市逐渐朝二元对抗方向发展，并表现出“泛政治化、两极振荡、工具理性”等特征。调和此问题可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的思想：首先，要从基本内涵上通过“转化”和“包容”来化解对抗性矛盾；其次，从外延上按“合知行、一天地、同真善”的思路构建城市的同一性；最后，还要从根基上依托“人本核心、道德理性”将城市发展统一于人，构建理性信仰，实现小我和大我的合一。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现代地理信息系统（G I S）技术，以南京市为例初步探讨了G I S 在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配置研究中的应用，对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现状分析与时间变化分析，并对创建基于GIS 的江苏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新模式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从而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技术服务支持与政策建议。

以国务院《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为指导，通过新区实地调研及职能部门诉求问卷，分析南沙新区公共服务设施现状。针对现有公共设施服务水平低、空间分布不均衡、可达性差等问题，根据国家新区规划建设要求，将南沙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进行三级分类：基础型（针对未来南沙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先导型（针对新区新型城市化示范需求）及战略型（针对粤港澳区域服务需求）。最后，针对每一类公共服务设施的量化实施，分别提出规划建议及方案，为中国其他国家新区建设提供借鉴。

近年来大城市住房矛盾突出，成为引发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城市居民家庭呈现出典型的大城市居住特征，即人均居住面积偏低、租赁住房比例高、住房设施条件完善、中心城区居住密度高，与此同时也存在大城市常见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包括住房占有不均衡、住房拥挤与空间低效利用并存、中小户型供给不足、租赁住房条件偏差、中心城区房屋老旧等，亟待政府采取相应的调控引导措施加以改善。

国家提出“社会力量成为养老设施建设的主体”的发展思路，城市规划层面需有所应对。本文通过对多个城市社会办养老设施的现状调研，分析现实与发展需求的矛盾所在，认为需要规划方法的变革以适应这一发展趋势，提出用地控制方法、城乡统筹规划、土地资源差异化规划配置方法等方面的规划优化策略，鼓励与实现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机构建设，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养老需求。

老人能否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安享晚年是衡量老年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通过对调研所得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①子女宜住在老人附近；②养老地产宜置于城市郊区；③应将“健康养生”理念引入养老环境建设中；④应从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两方面进行老年养生环境建设；⑤老年养生环境建设还应考虑人口学特征。并从政策导向、养老物理环境建设、养老人文环境建设和养生养老人才队伍培育四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进行老年养生居住环境建设提供参考。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乡村地区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乡村人口快速、持续向城镇转移，与此同时乡村地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强，尤其是对教育资源的质量需求。本文试图从教育资源的“规模效益”和“服务半径”两个核心要素入手，结合陕西省泾阳县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特征，探索以“大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基础教育设施配置方法，并提出适合泾阳县乡村地区的中小学配置建议标准，以期对关中地区其他区县乡村地区中小学配置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维也纳90 多年的社会住宅传统和政策体系，为维也纳居民提供了可负担和高质量的住房，也造就了维也纳独特的居住文化和特征：高租房率、高社会住房居住率、高度的居住融合、历史住区的保护性更新以及面向未来的持续创新。植根于社会住宅传统的居住文化成为维也纳城市文化独特的组成部分，也是维也纳长期保持全球最佳宜居都市的重要因素。其社会住宅的传统和政策经验，以及成功的实践案例，对于众多致力于宜居环境和居住文化建设的城市，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景观的独立立法是一种国际趋势。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下，景观意识逐渐觉醒。在遗产保护和景观培育等实践中汇成了景观之法理，并在地方立法实践的积累下，促成了现行日本《景观法》的出台。在介绍日本《景观法》的概念、特征、基本构成基础上，讨论《景观法》对日本景观实践的影响，同时对我国日后的景观政策立法提供有益参考。研究认为，日本《景观法》的制定，为日本景观的保护和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制度支持；景观利益不仅是一种社会利益，也是重要的法律上之法益；景观法益保护的法制化，促使了民众对景观建设和保护的自觉参与。

老龄化社会的交通需求变化已经成为许多中国大城市需要面对的新问题，对老年人出行行为特征的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基础。针对当前对老年人出行行为认识的不足，以昆明城市老年人为对象，在深入访谈和预备调查基础上设计问卷，获取了407份有效样本的个人、家庭、居住地等多项属性以及日常活动与出行的原始数据，同时获得了107份有效的一周出行日志数据。经统计分析和交叉印证，得到了异质个体老年人日常出行行为特征参数。研究表明，城市老年人的出行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都与目前对通勤交通的认知有显著的不同。研究结果为满足老年人出行需求的城市系统基本功能完善、服务水平提升和服务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大背景，借鉴社区再造的既有研究，就其中的社区流程再造展开探讨，以求为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创新提供可行的实施途径。依据社区流程再造的基本思路，结合公众对社区发展认识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总结出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流程的现存问题，并针对性地就社区的组织结构、职能关系和参与平台三方面提出流程再造的策略。

以2006-2010年美国社区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城市社会生态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研究现代美国旧金山市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表明：①影响2006-2010年旧金山城市社会区形成的主因子有社会经济地位与亚裔、家庭结构、通勤方式、拉丁裔人口、职业构成、黑人人口；②2006-2010年旧金山城市社会区划分为7个主要类型：黑人聚居多民族混居低收入家庭型社会区、拉丁裔聚居多民族混居中低收入家庭型社会区、白人中高收入家庭型社会区、亚裔低收入社区型社会区、亚裔为主多民族混居中收入家庭型社会区、白人为主多民族混居普通工薪事业型社会区、白人高收入事业型社会区；③解析现代旧金山与美国经典社会区空间结构模型的异同点，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生命周期以及种族仍是现代旧金山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空间分异维度，但多民族混合区比例越来越大，多因素导致的性别差异社会区显现，地形地貌、景观环境、居住质量、交通便利度、社会病发生率等多因素对社会区空间格局影响力增强；④辨析中美社会区产生的机制差异。

在分析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差异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局部地区层面上分城乡开放人口的预测思路，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2011-2060年江苏城乡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动趋势进行了预测，研究表明现阶段江苏人口老龄化程度在日益加深的同时，城乡人口结构转变的差异会逐渐缩小，而到本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江苏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局面将得以彻底扭转，未来城镇地区将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

本文通过对南京市中和桥社区外来务工人员进行调查，分析其迁移特征，并梳理了外来务工人员在大城市居留阶段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主要包括技能性就业培训、廉租住房、医疗教育等需求。进而，本研究结合外来务工人员的需求，从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拓宽住房保障渠道及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家属教育医疗权益等方面提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建议。

镇管社区是城市大型居住区建设中出现的基层行政体制创新，财政资金的安排对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镇管社区所采用的资金保障机制对大型居住社区的运行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由于这一体制还处于试验阶段，其中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善镇管社区的财政体制的关键，在于超越财政资金的筹措与运用本身，从更广泛的维度，如产业、住房政策、横向财政公平、治理改革、行政体制创新等方面，来综合解决大型居住社区治理的财政困境。

城中村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但以往的城中村改造中，流动人口的安置问题却经常被忽视，进而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本文首先总结概括了流动人口的居住特征与需求，继而提出了一套兼顾流动人口居住需求的城中村改造模式，并应用于深圳市五和、坂田、杨美三个城中村的改造规划中。最后，从政府、开发商、居民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支持与保障措施。作为我国城中村改造的一次有益实践，本文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城中村流动人口和城中村改造的理论体系，兼具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城市经济空间扩展- 聚合进程中社会- 生活空间向阶层化方向演进，受阶层化生活行为区位结构的影响，生活空间（质量）体系不断发育。不同阶层工作、购物、家务及闲暇等空间行为界定的城市生活空间在空间重构过程中渐趋发育为城市生活空间体系。城市空间由工业化过程中的块状分化演绎发展为健全、完整的生活空间体系及差异化的生活空间质量体系。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以日常生活空间质量体系的认知扇状面和等级面为基础，选择其适宜的生活空间。在经济增长及生活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城市生活空间的尺度逐步扩展至都市区、城市群、城市- 区域层面。

重点对近年来国内外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和分析。国外学者重点通过城市经济学模型对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变化因素进行解释，认为集聚经济促使城市出现功能单中心和多中心的分化。国内学者主要从就业、居住空间区位选择因素和空间关系两方面出发，解释了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认为，目前国内仍需加强对中微观层面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变化影响因素以及规划应对措施的研究。

规划管理的缺位与住房保障未覆盖等背景而提出讨论，其更多地是建立在正规化、他组织的制度框架之内。本文以人居“自组织”为视角，通过其适应性机制引导空间系统化演绎的过程，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空间绩效。其对当下的启示是：注重人居主体性参与、人居空间的时序性建构、人居社会机理完整性，以及推动相关体制变革建构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共生与协同等策略。

利用2008-2009 年在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六市完成的新移民配额抽样数据，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对中国大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现状及其机制展开研究。本研究将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分为“身份认同”、“生活方式”、“邻里交往”和“文化融合”四个维度。研究发现，以户籍为代表的制度因素对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影响显著，但职业、城市发展环境等市场机制已发挥重要作用。在融合的四个维度上，制度因素、市场因素、空间因素、家庭/ 个人因素的影响作用不同。

在国家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结合信阳市自身特点，分析了信阳市人口外流的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同时探索了人口大量外流的自然、文化和产业基础方面的原因，并根据信阳市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问卷调查抽样分析，预测了信阳市外出人口未来的流动趋势，未来外出人口将逐步实现回流，且倾向于流向城镇同时选择回乡创业，信阳市将借助人才和劳动力回归踏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地名不仅仅是一个指示空间单元的符号，亦是地方传统、文化、精神的传递者。在全球化日益深化和区域之间竞争不断加剧的今天，地名更改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增强城市影响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寻求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在分析地名和地名景观内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学者对地名和地名景观研究的成果，梳理了中国地名更改的演化过程和当前中国地名更改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从人本主义城市规划理念出发，指出了未来中国地名更改的解决思路和方向，以期为城市经营者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

为积极打造创意城市，“文化区”成为时下城市管理者积极采用的空间政策。首先梳理了创意城市话语对城市的空间和产业的要求，接着讨论了“文化区”的概念辨析和类型划分，继而对三类“文化区”在欧美国家的典型实践案例进行了讨论，重点关注其对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及创意形成的影响。最后对我国的文化区建设与运行模式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几点启示。

在被城市经济主导下的城市体系建构过程中，多数的精神文化内涵都被忽略，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亟不可待，地域性的本土化聚落模式从城市视角透视着重要影响，围寺而居作为回族典型聚落模式对于现代的城市各个方面有着不同的启示，而看似与当下城市格局格格不入的回坊空间却对于城市发展存在诸多正面意义，文章通过城市视角剖析围寺而居的构建体系与动力机制，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不同地区的回坊，得出其对于现代城市的文化建构、历史延续等重要作用的共通性，揭示其精神内涵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提出保护与应用此种模式的重要性，为民族聚落的延续和现代城市的未来发展寻找复杂的平衡。

在“西风东渐”的强势文化语境下，中国丰富的地域文化由于缺乏对自身体系的清醒认识而深陷“同质化”危机，如何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得以保存并找到适宜中国土壤的传承路径是社会各界亟待研究的深刻课题。研究试图在城乡规划视域下以文化基因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地域文化中物质文化基因与非物质文化基因进行解构来构建文化基因谱系图；将文化基因谱系图中文化基因梳理归类提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三种基因类型，并依据各自属性在文化战略嫁接、文化符号植入、文化生态保育三种模式中选择适宜的传承路径，最终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并以古滇国文化基因的谱系图构建与传承路径为探索先例，希望以一种全新的生物遗传学视角对地域文化的保护、发展与传承提供借鉴指导。

无障碍设计法规建设是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制度保障，体现着城市建设的文明程度。美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无障碍设计法规发展较先进的国家，其法规发展历史较长。两国无障碍法律、规定和标准体系构成完善，均已发展至信息无障碍和通用设计阶段，覆盖保障对象广泛，相关的无障碍设计科研开展较早，公众参与较多，并各自具有自身特色。总结美国和日本无障碍法规发展趋势，将其发展特征与我国加以比较研究，最终得出推进我国无障碍法规建设的建议措施。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北京文化资源综合评价体系，从文化资源条件、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发展条件、资源传承能力5 个方面筛选出24 个评价指标，对北京文化资源进行分析评价，同时对文化资源单体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独特性、资源消费人群、知名度等因子是北京文化资源及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弱势在于保存状态、民间风俗礼仪、地域组合度、交通运输便利度等方面；在空间分布上，北京市文化资源总体上呈“两带一点”的分布格局；在北京市文化资源结构中，北京极品级文化资源和优良级文化资源数量突出，是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并依据评价结果提出了北京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相关建议。

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我国城市贫困问题开始凸显，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城市贫困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本文对2000-2013 年中国城市贫困研究的期刊文献和学术专著，按照贫困人群识别—空间特征—形成机理—反贫困措施（即Who-Where-Why-How）的逻辑思路进行归纳和梳理，分析了我国城市贫困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重点及其演变历程。在此基础上，从识别指标规范、微观数据支撑、城市尺度研究框架构建、贫困人群与贫困空间异质性和内在关联性分析等方面，提出研究展望。

分析国外养老地产内在动因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现存养老地产与社会经济状况的不匹配，并提出：我国人口、社会结构层次变迁的内在逻辑是催生我国养老地产发展的原动力；社会保障、政策法规逐步完善和健全等外部环境是我国养老地产的发展依托。由此探讨了我国养老地产三个发展时序，并分别针对每阶段讨论了促进我国养老地产发展的策略思考。

调研分析了老年人对室内居住空间的需求及居住现状的组成与特点，剖析了居家养老同居、邻居、近居、分隔四种室内居住空间组合模式的利弊，并对居家养老室内空间功能的普适性、设计的灵活可变性及布局的多样性提出了思考性的建议。为探索适合居家养老的多功能、复合式的灵活多变的室内空间组合模式提供一点思路。

针对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为了合理调整和布局城市养老和公共服务资源，专门研究上海18 个区县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以及空间居住环境与这种老龄化特征相协调的问题。研究结果显示上海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为市中心及农村，市中心内缘及外缘区老龄化程度依次降低。上海16 个区老龄化程度和居住环境适老程度较为协调，只有黄浦区和崇明县协调度较差，但是也有部分市中心和市中心内缘区的居住环境适老程度需要进一步改善。

我国学界对城市人口密度有不同认识。根据最新统计资料对中国天津、上海、广州和日本东京、大阪的人口密度研究显示，中国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普遍比日本高许多，上海约是东京的两倍，而且中心市区与周围郊区密度差异悬殊，显著的一极集中。日本城市人口分布较均匀。体现在城市住宅形态上，中国城市以集合住宅为主而日本城市以独立住宅为主。对统计数据不加分析会得出偏离实际的结论，城市研究有待精细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城市社区的结构和功能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变化，也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本文以我国快速城市化典型代表的深圳市为例，探讨城市社区的发展、变迁和类型的分化，旨在为规划城市社区发展、制定社区政策和探索谋划社区治理新路提供积极的现实指导。

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置身于社会变迁脉络的台湾社区规划发展进行梳理，截取快速城市化时期、地方分权时代、网络社会时期为台湾社区发展的几个重要时代背景，对其紧扣时代的发展轨迹和特点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并针对大陆的社区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现状，结合台湾社区规划师制度、参与式规划的模式借鉴，给大陆未来的社区发展研究方向提供一些参考。

针对南通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点，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实现基本现代化提出的严峻挑战，并从政府、社会和个人三个角度分别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践行举措。

建立在理性假设思维模式下的交通规划往往与现实情况有差距，在分析Downs 定律之后，提出交通系统的非均衡性和交通出行决策的非理性特征。从心理学基础理论着手，分别从信念和偏好两大角度分析交通出行及交通规划中的心理学因素和出行感知决策，并提出政策环境和规划设计层面的对策。最后建议有限理性理论应成为交通规划、研究和决策的基本假设。

哈尼族是居住在我国西南山区的众多少数民族之一，长期以来保留了大量社会文化传统和独特的聚落形态，是乡土聚落研究中极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近年来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哈尼族传统的聚落形态开始产生变化。本文基于乡土聚落形态演变理论，选择云南省勐海县曼冈寨为案例，充分利用测绘、访谈等研究方法，探讨了哈尼族血缘、政治、经济三种社会关系的变化与聚落形态演变的相互关系，为深入理解这一进程提供了良好的实证案例。

通过对当前苏南新农村社区建设事件的追踪，以苏州为考察对象，以社区形象为着眼点，对社区形象构建存在的问题及形象特色缺失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认为应完善新农村社区规划体系，实现规划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准，提出“原乡规划”构筑社区新风貌、分类引导“新、旧”社区形象设计策略。

外来人口涌入给城市带来沉重人口压力的同时，也给城市社区的规划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以城市化影响下人口流动为背景，以苏州市这一新兴的“移民城市”为例，着重分析外来人口的主要结构及其对城市原有社区带来的影响，在研究分析相关数据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社区规划对策，期望通过合理、科学、可持续的规划设计手法实现社区的融合与生长，进而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

随着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和住宅商品化改革，城市空间发生了外延和内涵的巨大变化。老城内是否出现了大面积的碎片化和绅士化的现象？本文通过对南京老城的实地调研，发现空间“碎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人群之间的隔离并不明显；大规模的绅士化未被证明，人群的贫富混居是老城内普遍的现象。深入挖掘上述过程形成的机理，本文对未来碎片化和绅士化的发展作出了判断，并提出了促进和谐发展的建议。

随着人口的逐步老龄化，发达国家对养老居住模式进行了探索，目前多确立了以居家养老为主的模式。我国老龄人口多，增速快，且未富先老，老年人的养老居住问题逐渐凸显。国家当前制定了“以居家养老为主”的政策。目前我国居家养老的硬件环境和服务体系都有待完善。其中，老年住宅的科学设计是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居住环境的重要基础。

虚拟社区实体化作为虚拟社区发展的新趋势，是虚拟社区的产业化发展表现，在空间上表现为“网络实体街区”的形成。近年来随着网络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中国许多互联网发达城市陆续出现“网络实体街区”，并伴随着城市更新运动，有方兴未艾之势。本文通过对虚拟社区实体化驱动力机制的探索，揭示网络实体街区形成与发展的演变规律；并对南京西祠街区、淘淘巷、杭州四季星座三个典型案例展开实证分析。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城市回族社区不仅是城市历史研究和少数民族城市化研究的活体，而且肩负着城市民族和谐的重任，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以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的实态调研为基础，深入探析了社区内部结构变迁的特征规律，并进一步就城市回族社区的持续发展进行规划思考。

以新人本主义城市空间发展观及价值取向分析为基础，提出冲破现代主义城市功能分区藩篱、关注社会公平下，空间公正为方向的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观。指出其理念核心为人本生活场所体系及城市社区体系公正结构的建构与重构，并进一步推演出城市社区体系规划的基本原理为：1）城市社会（居住）阶层化构成原理（城市公正规划）；2）城市社区体系分异可获性原理（区域响应规划）；3）社区空间质量构成原理（空间共享规划）；4）文化生态景观情境认知原理（区位文化尊严规划）。

在当前上海城市转型过程中，部分地区也在寻找新的发展抓手。对于上海首先转型的区域-中心城来说，文化内涵的继承与发展成为转型的关键要素之一。文章选取了上海比较典型的区域长宁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文化规划编制，既体现规划的前瞻性又保证规划的实施性。

基于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认识，通过分析静安区文化发展的困境与优势，明确其未来打造“高格调时尚文化”的发展目标，并提出通过文化资源的整合、文化场所的营造、文化产业的拓展等策略，积极培育静安区商务文化、创意文化和大众文化，重塑静安区的文化品牌，以“国际静安”的文化形象彰显大上海的文化魅力。

“公共空间”概念既反映了西方政治价值观的变迁，也映射了城市空间功能的历史巨变和城市文化内涵的转变。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问题贯穿了西方社会空间哲学和社会发展史观的一系列核心价值领域。本文系统回顾了西方政治哲学和空间社会学理论对于公共空间价值问题的认知与思考，并结合对当代西方城市公共空间功能变迁的分析，提出了公共空间的价值危机问题和在“社区”组织框架内重建公共空间的地方文化价值的可能性。

文章从宏观的城市居住空间秩序形态演变和微观的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两种研究角度对城市居住空间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并进一步指出，基于我国特殊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相关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居住区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特殊群体住房建设、居民住房选择对住房制度改革的行为响应、城市居民“第二住宅”发展等一些特色内容。

在未来的40年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发展。在这个时期，我们面临的新挑战既来自于老龄人口比例的急剧增加，更来自于未来连续两次基于“核心家庭”成为社会和主流、而“传统家庭”逐步淡出的社会结构剧变。针对该问题展开分析，探讨由此引发的城市空间问题以及规划应对策略。

文章以南京市进城农民的典型居住方式——“租居”作为研究重点，归纳了进城农民租居空间的种种基本特征，也阐释了经济收入、就业方向、教育程度、性别等因子的不同影响，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我国进城农民租居空间的改善策略，改变住房租赁市场的运作模式，建立全面介入租赁市场的强有力的住房租赁公司，改善我国出租房源的供给渠道，由政府成立拥有独立裁量权的经营管理机构，从管理调控、市场供给、规划设计等层面入手，大规模地扶持廉租住宅建设。

封闭住区的蔓延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城市空间形象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在综合阐述我国城市封闭住区的现状问题和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其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因，进而对促进居住空间与城市空间一体化协调发展的规划设计策略进行了探讨。

保证城市居民的健康是城市发展的永恒目标之一。在说明价值导向对城市空间构成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对健康与城市空间关系的剖析，提出健康价值观引导下的城市空间应该由两部分构成，即保障健康生活的环境系统和引导健康行为的生活单元，目的是通过提供有利于健康的城市空间环境，实现健康的城市生活，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以金融危机为背景研究中国农民工流动及其与城镇化的关系。运用相关统计资料与文献分析法，分析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流动问题及其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分析中国农民工流动模式、特点以及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研究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模式背景下的农村城镇化模式和农民工进城将带来极大冲击，它凸显了农民工人口城镇化进程的脆弱性；促进农民工人口城镇化是解决农民工流动与实现中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作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的扬州，正在迎接城市的新复兴。在此过程中，外来劳动力的进入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如何正视并协调好新扬州市民的聚集与融并，是摆在以扬州为代表的中国城市面前的一大问题。

选取荔湾清平街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分析，发现该地区的居住环境已今非昔比：这里已经成为外来人口和低收入者聚集地、社会网络疏离、居民归属感减弱、传统特色的延承优势不明显。造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几方面原因是不容忽视的：物质环境的“衰败”、居住主体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公共场所的消失、商业化气息过浓以及居民参与意识不强等。据此，笔者对将来旧城区居住环境的改善提出一系列建议，期望为日后旧城改造提供参考。

南京城市快速转型期，城市建成环境的改变异常迅速，以往学者基于“五普”数据得出的社会空间结构已经有所松动并面临重构。房地产市场数据能够直接反映住宅供给环境的改变，并间接预测出城市居住分异结构甚至发展趋势。通过对南京房地产数据的分析发现，新时期南京城市居住分异表现为邻里社会关系与物质空间结构的“双重碎片化”特征。随着相关政治经济背景的变化，城市居住物质环境的大规模更新将渐缓，文化植入与再植入可能成为南京居住分异的主导机制。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步伐加快，人口流动步伐也日益加快，来自外地的大量人口为了寻找工作而涌入上海，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和建成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以上海市郊区外来人口的社会空间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利用2000 年外来流动人口“五普”数据，通过因子生态分析和社会区分析的方法，对2000年外来人口的社会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另外还对1990年以来外来人口的变化进行一些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2000年横断面上外来早期非经济迁入群体聚居区、蓝领人口聚集区、白领人口聚居区及外来人口少的边缘化聚居区成为了上海市郊区外来人口的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聚集类型；在时间演变的纵断面上，郊区外来人口的社会空间演化表现为圈层化、近域化和扩散化、边缘化特征。

本文以城市社会地理学的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观理论体系为依据，从居民生活空间行为角度阐述了城中村发展演进的机制。指出：1.城中村的本质问题是城市社会空间问题；2.城中村的居住流动性与居住空间结构模式对城市低收入阶层，外来流动人口具有适居性并构成其社会生活空间；3.城中村的发展演进步入了社区发展的轨道，并逐步纳入了城市社区体系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所体系。

信息化浪潮的侵袭以及文化战略的实施使南京市面临新的发展方向。文章从新信息技术应用对象、使用主体、产业发展三个方面说明南京市新信息技术应用现状，从城市文化传播、新信息技术产业与城市文化产业的融合、新信息技术对文化空间的重构三个层次来分析新信息技术对南京城市文化空间的影响，从而使南京城市特色文化得到推广，文化产业衍生出新的产业，文化设施产生扩散，文化产业形成集聚。最后给出了南京市文化空间的发展建议与思考。

徐州矿区工人村作为一个因矿业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工人聚居区，不仅仅是徐州矿业历史发展的见证，也从侧面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特征。文章从分析徐州矿区工人村现状入手，分析了其在新形势下所处的状态以及面临的发展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更新措施和规划治理的相关指导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