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文章辨析了中国、日本、英国三国乡村经济产业发展的 3 种模式，阐释了 3 种乡村经济产业发展模式的国家社会关系逻辑及其对应的“规划权—发展权”张力的调和路径，提出在城镇化 70% 的拐点，英国和日本都面临乡村经济产业转型。其次，社会力量作为“规划权—发展权”张力的“调和剂”，分析日本和英国乡村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乡村社会力量，以及形塑不同乡村经济产业发展模式的农户土地权益配置特征与产业发展路径。最后，总结提出英国和日本乡村经济产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并提出对我国乡村产业振兴的启示：避免乡村经济产业空壳化、同质化、低端化，需要地域共同体力量和国家顶层设计的合力，以社会嵌入性重构“规划权—发展权”张力的调和机制，通过制度设计放活乡村经济产业活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三生”空间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载体，多元资本的介入推动其空间格局不断演变与重构，但现有研究对不同属性资本作用下“三生”空间互动重构机制的认识仍有待深化。为此，文章以耐心度刻画资本属性，围绕发展型与市场型两种耐心资本，构建不同耐心度资本与政府、村集体和农民等主体互动并推动空间重构与互构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武汉市黄虎村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黄虎村“三生”空间重构并非线性演进，而是受多类资本接续影响的非均衡、复合化、阶段性互动过程：发展型耐心资本通过制度建设与生态治理构建空间秩序，市场型耐心资本通过产业整合实现空间价值，共同塑造由单向治理到多元共建的演化路径；耐心度高低决定了资本介入的空间偏好与尺度：高耐心度资本倾向生活、生态空间的整体治理与小尺度更新，低耐心度资本则多聚焦生产、生活空间的开发利用与大尺度重组；耐心度差异塑造了不同治理模式：高耐心度资本强调共享与协作治理，而低耐心度资本偏向企业主导，易弱化村民参与并引发空间功能的错位。不同耐心度资本与乡村治理实践存在错配，亟须通过完善资本嵌入规则与协同治理机制，以促进“三生”空间的有序重构与可持续发展。

　　监测评估主体功能区规划落实情况，可为贯彻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提供技术支撑，以及为调控主体功能区运行状态提供意见参考。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综合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对城市化地区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开展了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研究首先构建了“战略目标—要素因子—空间尺度”理论框架，提出围绕主体功能明显、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 3 个方面战略目标开展监测评估。其次，构建了涵盖“区域—区县” 两个空间尺度，涉及“优势度—协调度—品质度”3 个目标维度的监测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了包含 31 项指标的指标库。最后，以京津冀区域为例，分别开展了区县尺度、区域尺度的城市化地区主体功能区监测评估实证分析。研究将为我国下一步全面开展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绩效监测评估提供指标体系和指标集成的技术参考，有助于从主体功能实现视角测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随着城乡关系由差别、对立转向统筹、融合，乡村空间价值内涵正经历从单一到复合的重构。平原农区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本底的关键区域，其空间价值却长期被低估。文章在辨析乡村价值与乡村空间价值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乡村空间原生性、衍生性、结构性三大价值属性，并构建“本体—关系”双维认知框架。以江汉平原为实证案例，揭示该地区在农业生产价值主导下，面临人口外流、用地紧缩与产业单一的内部困境，以及在城乡互动中存在的等级结构弱势、交通网络失衡与产业融合不足等外部壁垒。最后，文章提出以多村联合的功能单元为核心的空间组织优化、功能分类提升以及交通协同适配策略，旨在为刚性约束下的平原农区乡村空间价值重塑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通过“五级三类”框架与“三区三线”等刚性约束，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但也使远郊乡镇面临“强约束—弱赋能”的制度性困境。文章构建了“制度—空间—指标”分析框架，以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为例，探讨制度、空间、指标三类刚性管控对大都市远郊乡镇发展的制约机制。制度刚性为规划层级传导下资源分配向城市倾斜，远郊乡镇自主性受限；空间刚性为“三区三线”约束，导致发展空间被挤压；指标刚性为远郊乡镇建设用地等指标不足而耕地保护指标过多，约束发展。最后从技术优化、指标交易、空间留白、程序治理等 4 个方面提出柔性赋能路径。

　　在全球城市从工业生产向文化消费转型的背景下，工业遗产片区的活化利用成为赓续城市文脉的关键路径。文章引入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构建工业遗产文化资本再生产的三阶段解释框架，以淄博市颜神古镇为实证案例，系统分析其活化机制与路径。研究发现，颜神古镇通过政府支持、企业主导、公众赋能的协同模式，实现了文化资本的激活、多元转化与再生产的完整过程。该模式的成功依赖文化资源禀赋、政府治理能力与市场主体专业性的三重协同。研究成果为中小城镇工业遗产活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对促进城市文化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自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多地积极探索存量产业空间更新政策创新以赋能经济转型升级，但更新政策的实施成效有待检验。文章以东莞市为例，梳理其存量产业空间更新演化历程，重点厘清高质量发展时期的政策特点。通过构建“两场域—两张力”的分析框架，剖析存量产业空间更新实施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存量产业空间更新政策的实施面临体制场域、社会场域的双重张力制约；（2）社会场域的“国家—社会”张力源于制度供给与市场需求的错配，包括政府连片收储与集体自持意愿、政府净地供应与企业局部改善需求、开发规模底线与市场拿地规模之间的三重矛盾；（3）体制场域的府际张力源于纵向和横向府际关系中的“风险—激励”非对称难题，包括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权责关系的不平衡等。最后，展望了缓解张力的配套政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