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已迈入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存量时代，城乡发展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深刻转型。在这一历史性转折点上，空间不仅是资源承载的容器，更是权利博弈的场域、价值重构的载体。统筹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关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议题。本期专刊以“存量时代的土地利用与治理创新：迈向权能平衡的城乡发展新范式”为主题，正是对上述时代命题的集中回应。我们致力于在复杂的体制与社会场域中，探寻高质量城乡发展的底层逻辑与实践路径。七篇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存量时代的空间治理，其核心在于权能的重构与治理模式的创新。

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共同表明，理顺“规划权”与“发展权”的关系是激发内生活力的制度基石。无论是英国、日本乡村转型中社会力量作为关键“调和剂”的角色（夏菁等），还是我国乡村产业振兴中面临的空壳化、同质化挑战，都揭示了：制度唯有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底线目标（祁帆等；郭旭等）的同时，赋予地方、社区与市场主体更多的发展权能，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内生发展模式。

资本驱动空间重构的过程，本质上是不同 “耐心度”的资本与多元治理主体互动博弈的过程，迫切需要建立与之匹配的规则与协同机制。郭炎等的研究揭示，高耐心度的资本倾向于长周期的生态治理与小尺度微更新；而低耐心度资本追求短期回报，易导致主导权失衡与空间功能错位。这要求我们的治理体系必须具备区分、引导和规范不同属性资本的能力，通过重塑资本嵌入规则，使资本真正成为空间价值提升（郑有旭等）、工业遗产活化（赵智明等）的共建者。

破解刚性管控与地方发展之间的张力，需要从“硬约束”走向“柔性赋能”。在农产品主城区（郑有旭等）与大都市远郊乡镇（郭旭等），指标化的刚性管控往往挤压了地方特色的发展空间。创新性地探索指标交易、空间留白、程序化治理等柔性工具，实质上是赋予基层在既定约束下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权能，是实现国家战略与地方诉求协同的关键。

存量产业用地的更新困境，深刻揭示了体制场域与社会场域中“风险—激励”不对称的深层矛盾（严雅琦等）。城市更新已不能依赖过去粗放的房地产化模式。它要求通过府际关系重构、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机制的创新，激发市场与社会主体参与长期性、复杂性更新的动力。

纵观全球，从西方后工业化城市的更新到东亚高密度城市的精细化治理，成功的转型无不依赖于持续的治理创新与权能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夏菁等）。在中国语境下，这意味着必须将“人民城市”的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与治理实践，让居民、社区、企业等社会力量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真正的决策参与者、建设贡献者和收益分享者。

本期汇集的研究，从国际比较到地方案例，从理论构建到实证分析，形成了存量时代城乡空间治理创新的图景。它们提示了，迈向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的治理革命。我们期待这些探索能共同推动城乡空间走向更包容、更公平，也更具韧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