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以来，我国在国家及省市层面实施了一系列强镇扩权改革，这标志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已经从过去的规模扩张阶段转变为以制度创新为特点的内涵增长阶段。当然由于强镇扩权改革自身仍处于探索实施阶段，其实施以来成效与问题并存，并产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地域空间效应，对其进行研究并反馈于我国强镇扩权的制度改革，对于加快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江苏省兴化市戴南镇为例，运用辐射力模型、断裂点理论等方法对其强镇扩权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经济等地域空间效应进行研究。从城镇内部和城镇体系两种尺度探索2010 年实施强镇扩权改革以来戴南镇镇区和兴化市城镇体系的空间变迁过程。实证研究表明强镇扩权对于我国小城镇建设能够产生改善城镇景观风貌、加速园区集聚等积极的空间效应，亦可带来新增用地规模过大、功能类型过为单一等消极问题。同时，其对区域城镇体系结构的发展演化也会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城镇化质量研究始于关注城镇化内涵式发展即城镇现代化水平和城乡一体化水平，多使用综合指标测度。随着研究深入，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在不断拓展，从关注城镇现代化和城乡差距扩展到涉及城镇化推进效率、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协调发展，城镇化质量内涵不断丰富。回顾城镇化质量经验研究，其研究思路和方法在不断完善，研究对象开始涉及到不同尺度区域。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的城镇化质量提升对策涉及发展经济、创新制度、统筹城乡、改善城镇质量、社会和民生、坚持可持续发展以及完善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

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三化”）协调发展，是推进我国“四化同步”建设的必然要求。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三化”协调发展的传导机制，其次通过构建区域“三化”协调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以2009-2011 年沿长江40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测算了各区域“三化”发展水平，最后采用几何平均与算术平均调整的方法评估了流域“三化”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长江流域地区“三化”综合水平不断提高，上中下游间发展不平衡；从区域差异来看，“三化”综合水平呈现东高西低阶梯状，协调度较高的地区多集中于长三角地区和部分省会城市，而生态较为脆弱的地区（如昭通、自贡、泸州、乐山、宜宾等）以及部分粮食主产区（如滁州、岳阳、荆州、黄冈等）的“三化”水平仍处于较低发展水平。

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城镇化进程与城乡一体化直接相关联。当前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尤其是城乡二元制度尚未有实质性改变，城市对于农村流入人口的“经济吸纳、社会排斥”态度，造成我国的“半城市化”状态。城镇化发展的大趋势与城乡二元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对南京统筹城乡发展试点实践调研，总结经验与不足，为南京乃至全国的城镇化路径选择提供参考。

现有城市化理论中，城市空间的重要性以及城市化本身的合理性已经被充分认识和接受。然而，由于传统“城乡二元”理论的影响，乡村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被忽视的空间，不仅乡村规划未能得到足够关注，其基础性问题如乡村的发展路径和未来图景等也尚待阐明。随着“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出台以及城市规划向城乡规划转型的深化，乡村空间的价值将进一步凸显，重新审视乡村空间和乡村规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梳理“城乡二元”理论基础上，试图以“城乡一元”猜想阐释当下城乡关系发展和未来乡村的可能图景，用“城乡一元”的观点重新理解“城乡二元”。进一步提出从城乡关系的本质出发，应该将乡村空间纳入到城乡发展的大系统中，构建“一体化”的城乡空间系统。最后引介2 个案例，对城乡空间系统的视角下乡村空间的未来图景以及相应的乡村规划方法进行了猜想和演绎。

本文从空间生产的理论视角，以南京高新区转型为例，研究其从农业空间变为工业空间，从工业空间向新城空间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权力和资本对空间的生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权力通过对空间定位、空间的界定和政府行动生产和改变空间，资本则以房地产、服务业和产学研联盟等形式对空间进行干预。此外，大学城的建设也对空间的生产起到一定的作用。由此可见，空间的生产和转型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流动人口从农村走进城市，选择合适的就业渠道实现体面就业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镇化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建立多元logistic 模型对2007 年CHIPS 数据的分析，发现拥有不同的个人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流动人口对不同就业渠道的选择有着不同的影响。事实证明，就业渠道不仅是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其自身也存在内生性问题。积极畅通流动人口就业渠道，消除就业障碍，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

本文分析了湛江市城市化质量的演变规律、障碍因素及其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性，发现1990-2010 年湛江市城市化质量总体不高，虽在不断提升，但提升速度相对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慢，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体系的完善和城市化效率的提高是城市化质量提升的主要动力；湛江市城市化质量主要障碍因素数量在增加，范围在扩大；湛江市城市化质量与城市化水平协调发展度稳步增加，协调发展水平由勉强协调上升为初级协调，城市化水平滞后较严重。

垦区城镇是我国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以从事专业化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人口聚居地，是一种特殊的城镇聚落形态。以三江平原垦区城镇宝泉岭、红兴隆、建三江和牡丹江管理局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与垦区城镇区位相邻的普通农区城镇以及东部沿海农业大县作为对比样本，并与全国和黑龙江省城镇化质量平均水平横向比较，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生活水平、社会发展、基础设施以及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特征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组合权重法对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垦区城镇化质量普遍偏差；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较显著，但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不强，服务业发展均衡性较低，新增服务行业发展速度已经滞后；城镇居民潜在的消费能力较大，消费需求的实现能力相对较小，城镇社会事业建设缺失公共财政保障；城镇形成的历史较短，基础设施建设普遍不足，生态环境质量有待进一步改善。

本文基于耕地资源价值流失的视角，以劳动价值理论、效用价值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福利经济学为理论指导，通过构建耕地资源价值体系及其量化模型，并以上海市为例，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上海市耕地资源价值以及因耕地非农化导致的城市化机会成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资源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三个部分；（2）2005-2009 年上海市耕地资源价值构成中，社会价值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居后；（3）相应地，由于耕地流失导致的城市化机会成本中，社会成本较高，其次为经济成本，再次为生态成本。由此可见，目前耕地资源对保障农民生活、养老、就业以及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最大。最后，就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并提出建议，旨在为协调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参考依据。

通过对建国初期城市中心景观的主导功能、城市中心景观形态、主导景观单元及与之相呼应的社会思潮和时代背景的研究，探讨景观形式及其意义产生之间的关系，总结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城市中心景观价值实现的规律，期望对当下的城市中心景观建设产生有益的影响。

运用实地调查等方法，以徐州市域30 个样本村庄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村庄空间形态的演化类型和演化成因，总结出村庄空间形态演化过程中在村庄肌理、空间结构、功能布局等三个方面的阶段性特征，进而探讨其演化规律。最后进一步分析了规律背后的机制，并对村庄的空间形态优化提出了讨论性的建议。

由于各研究者研究角度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对于中心区这一概念一直在探索与深化，没有形成定论。本文在对中心区相关概念辨析的基础上，从中心区区位、空间载体、景观形象、产业特征及心理认知五个方面构建了中心区概念的解释框架，对中心区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中心区的经济、空间、社会三个属性出发，探讨了中心区的内涵，并从空间区位、等级规模、主导功能、产业特征、经营模式等标准入手，探讨了中心区类型划分的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的发展不应仅是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而应是“量”“质”齐升的过程。本文从经济、社会、生态、居民的层面建立城市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安徽省为例，选取2000、2004、2007、2010 四年数据，对安徽省各市城市化质量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并运用要素贡献率和贡献弹性的方法分析了安徽省各市城市化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以便制定合理决策，更好更快地推动城市化质量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本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其实现有赖于推进城镇化。传统粗放式、速度型城镇化不可持续，新型集约式、质量型城镇化呼之欲出。新型城镇化是有别于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新模式，已成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强力的助推器，如何选择推进路径便显得尤为重要。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需要结合区域实际，分清推进的优劣势，坚持“一个统领，五个重点”原则，运用协调路径、高效路径、多样路径三条路径组合推进，最终实现重庆城乡一体化发展。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ESDA) 方法，在工具型软件 ArcGIS 9.3 与空间统计分析软件 GeoDa 的支持下，对中原经济区 28 个地级市的城镇化水平进行空间相关性与空间差异分析。通过计算局部空间自相关，揭示了中原经济区城镇化水平空间异质性，及各地级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区域差异中的影响。据此，提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建议。

本文利用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相关经济社会统计资料，对我国城市化水平的省区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做了比较和分析。2000 ～ 2010 年间，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东中西部差异格局更加明显，省区间和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的城市化水平差异均呈缩小趋势。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城市化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社会发展水平对区域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显著增强。

研究长三角区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对于促进区域一体化以及制定各市的发展规划有着重大意义。利用长三角 16 个城市和东部 21 个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统计数据，采用改进的象限图方法分析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长三角格局。研究发现：省际尺度上两者关系的地域差异并不明显，仅存在南北翼的微弱差异。此外，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格局存在马太效应。长三角各城市应根据自身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进程，依据客观的发展规律，研究两者适度不协调的合理性，制定两者协调发展的合理规划。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率得到很大提高，但是城市化质量依然很低。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金融市场、教育与文化、医疗卫生、信息化、人居环境方面选取有代表性的 14 项指标对中国的城市化质量进行分析和评价，发现中国的城市化质量总体较低，省际间的城市化质量存在显著差异；决定城市化质量的因素主要在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因此，提高城市化的质量要大力发展经济，加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的教育、医疗卫生水平；此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城市的绿化和环境的改造，实现城市化“量”与“质”的统一。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空间逐渐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以往城市的边缘地区在区位上逐渐由边缘地带向城市中心地带转变，在功能和形态上都需要进行更新调整。然而受到现有土地利用、开发组织方式以及制度基础的交织影响，边缘区更新难以顺利实施，难以适应城市重构的需要。本文借鉴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城市空间重构下边缘区功能、空间演化特征和机制，并以常州市清潭片区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其在转型阶段的发展诉求，为边缘区更新提供参考。

城市病问题及缓和这个问题的能力，关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影响城乡统筹和社会和谐的建设，因而已引起普遍关注。文章梳理了城市病问题的缘起和我国研究的最新进展，发现截至当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表象描述的层次上，缺乏深入和系统的分析，因而显得非常薄弱和零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我国城市病问题的研究方向。

20 世纪50-60 年代以来，非洲城市化迅猛发展。本文从非洲城市化现状出发, 分析非洲城市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小城市迅猛发展，大城市相对重要性减弱，跨国城市走廊形成趋势加强将成为未来非洲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城市病”将继续困扰非洲国家。

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互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互补充的方法，针对郊区化的认识误区、城市扩张模式的用地绩效、郊区化能否减弱中心城区的高强度集聚、适度郊区化的度量等学术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与见解。

从分析纽约由小部落发展为世界城市的过程入手, 认为纽约世界城市的发展过程有四个特点:充分发挥地理优势是纽约建成世界城市的基础；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纽约建成世界城市的主要动力；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纽约建成世界城市的关键；城市凝聚力的缺失是今后纽约维持世界城市地位的主要障碍。借鉴纽约发展的道路, 并结合北京目前自身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北京发展世界城市的四点建议。

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规律，加快推进城市化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别的有效手段。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以农民为主体，充分了解农民进城意愿，并按照城乡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有效的引导才是快速、有效、健康、持续的城市化形式。本文以嘉兴市为例，在对农民意愿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嘉兴市第二次农村普查资料，通过数据整理与深入研究，分析了嘉兴城市化目前遇到的问题与主要矛盾，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方法。

城镇化与工业化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关联特性，非农劳动收入与城镇化水平存在 “S”形关系。当前中国实际上已迈入了由工业化和收入增长的阶段性特征而导致的内生城市化发展道路。随着城镇化发展和进城农村劳动力收入的提高，内需市场也会随之扩大。因此，政府并不需要刻意采取措施直接推动城镇化进程，而只要通过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构建农民工收入持续增长的机制，以及为新市民发展城镇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即旨在服务于城镇化可以更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作为我国快速城市化的产物，“城中村”出现的各种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甚至被许多人称为“毒瘤”。文章从城市化的视角出发，基于对城市化的重新理解，认为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城市化应首先体现其内在的变化，其本质应该体现在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与文明程度的提升，体现在人的城市化程度的提升。进而提出“城中村”的本质并不是阻碍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而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城中村”的城市化是一个继续城市化过程，即是一个内涵城市化过程，而不是“以旧换新”的表象城市化过程。

城市化与环境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笔者以为,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的城市化如果能够被置放在文化变迁的动态性中来研究,尤其是以文化堕距的理论来把握和审视,必然会获得一些更加宽泛、更加理性、也更加多元化的理解视角。由此可见，我国社会转型期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之间的差距、制度与观念之间的差距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众多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大都市区化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在中国，大都市区化已经在一些高度城市化地区出现。本文在对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市区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而归纳出大都市区化的特征，并将之运用到对南京实证案例的考察上。

美国城市化的区域性特征显著，每个区域都有各自增长的周期规律，与全国不一致，并且彼此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别。通过比较研究美国四大区域城市化发展的周期和速度、城市人口规模、城市等级结构体系、大都市区化状况、人口流动状况以及未来城市化的趋势等的基本特征，从区域的角度，得出了几点有意义的结论，供各位同行研究参考。

分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历史演进过程，阐明城市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在城市化进程中，应重视城市自身的现代化，为此对城市现代化的内涵、衡量指标及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我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也应该是同时基本实现城市现代化的过程。

从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外向型乡村工业化入手，分析其对区域空间的影响，并从区域增长与制度供给层面、华南宗族聚居特征与重商传统等角度探讨其与城中村建设的关系，从而搭建一个对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地区高密集城中村形成的大致分析框架。

通过对国内近年来对于城中村和城中村改造的文献进行研究，总结了国内近年来城中村及其改造研究的特征和所发现的问题，并指出了今后城中村研究的趋势，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从城市化的微观角度出发，研究外来流动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两个不同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差异。农民工虽然在物质条件上远不如城市居民，但在精神方面，城市生活使他们获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这些使他们在这些方面更具有城市人的品质。而城市居民，虽然在物质方面城市化的速度很快，但他们在精神方面仍旧还不具备城市人的素质，还处于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因此，有必要将这两个群体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差异及其原因，从而对我国今后的城市化发展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全球化带来了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尺度上的集聚。以苏州为例，深入分析苏南地区乡村城市化转型的背景：全球化背景下乡镇发展的分化、乡镇发展动力转向和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在此背景下，按照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从乡村人口转移的角度，提出了苏南地区乡村城市化地域推进三种模式：乡村人口向大中城市集聚、向小城市集聚和向乡村集中社区集聚。

政府主导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政府行为在城市化进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由于经济体制的起点、经济转型、国际竞争的要求，历史文化的传承以及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等原因，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居于领导和支配地位。政府是城市化战略的制定者，政府也是城市化制度的供给者，政府又是城市化进程的执行者，政府还是城市化绩效的评定者。

基于多时段TM遥感影像资料，对上海西南城市边缘地区近10年来轴向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图像叠加获取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并利用缓冲分析法，揭示了该区域城市扩展强度、各类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的幅度、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分布特征。

1990年代以来，苏州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特征发生较大变化。世界产业结构重构与转移、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产生的网络化效应、制度创新等对苏州城市化均产生积极作用。从市场机制角度出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对苏州城市化起基本作用。资本、货币、金融市场化促进城市化投资机制的完善与发展；技术市场建设构成城市化的提升机制，促进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促进城乡人口流动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直接推动城市化发展；而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则构成城市化的牵引机制，也是推动开发区建设这种城市化空间扩展新动力出现的根本原因。

本文运用单一指标和复合指标两种类型，结合泰尔指数和因子分析法，对江苏省县市城市化水平差异的演变轨迹和现状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县市人口城市化水平总差异缩小的同时，苏南、苏中与苏北三大地区之间差异不断缩小，但对它总差异的贡献不断扩大，三大地区内部差异也不断缩小，且苏北地区内部县市城市化水平差异最大，在区域城市化水平总差异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江苏省县市城市化水平综合差异主要表现为城市现代化、建成区规模和密度差异三个方面，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南北梯度差异和市区与县域之间的差异。

1990年以来，我国进入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本文主要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各省区的城市化进程进行比较分析。鉴于1990年和2002年我国各城镇人口统计的口径不一，按照双轨城市化的概念，本文先对我国1990年代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进行调整，然后与各地区历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来表示）进行相关分析，得到1990年代我国各省区城市化进程的五种演变类型。结果表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差异，我国省区间城市化进程差异较大，区域城市化不平衡现象依然显著；东部沿海部分发达省区城市化程度较高、速度较快；东北和西部省区城市化水平发展相对较慢、城市化水平也是最低；而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已经进入城市化的稳定增长阶段，未来提升的速度和幅度都不高。

在我国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种种粗放型特征——只注重人口数量增加，忽视人口质量的提高；小城镇遍地开花，城市体系结构失衡，功能减弱；忽视“软件”建设，城市特色消失；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矛盾突出等等。粗放型城市化道路是粗放型的城市化理念、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系统总结国内城市化基础理论、城市化与空间发展、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研究领域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城市化研究态势，着重从城市化理论和方法体系建设、城市化水平衡量研究、体现区域差异性的城市化发展方针研究、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城市郊区化的实证与利弊分析、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社会转型研究与加强城市化过程与全球环境变化（GEC）相互作用分析等7个方面来展望我国城市化研究的发展。

城镇化水平高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是各级政府追求的目标，也是经济学者们重点研究的对象。但目前大部分研究成果以城镇化率的测算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措施为研究重点，忽略了城镇化过程中区域所付出的经济成本。本文以甘肃省天水地区为例，测算其未来15年将为城镇化水平提高所支付的经济成本，得出了投资不足将成为今后天水城镇化发展的瓶颈，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文章在构建安徽省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全省17个地级城市进行主成分分析及聚类分析，将城市划分为4个类型，并作相应评价。结果表明：大多数城市的人居环境得分值偏低，且各城市的人居环境差距较大，合肥城市人居环境得分最高，排名前4位的合肥、马鞍山、芜湖、安庆与其后诸城市差距较大。

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用地规模是城市规划的基础，本文从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采用传统的回归分析预测法，预测了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非农业人口规模，进而算出城市人口，并根据可能的人均用地水平科学地预测了未来我国市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首先解释了与城市现代化有关的基本概念，分析了城市现代化的评价系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山东省城市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法计算山东省17个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得分，并进行聚类分析，最后对不同类别的城市现代化发展进行评价.

针对近些年来苏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着重介绍和评价其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特征与趋势，并根据目前苏北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现存的症结，提出一些关于加快苏北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在界定郊区和郊区化概念的基础上，主要从工业和人口两方面对南京的郊区化水平做出评价，通过分析，以期能对南京郊区化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全新认识，从而有助于新时期南京市的城市规划和管理工作的顺利展开。

利用近32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利用汉森模型，对武汉市的人口空间变动进程分三个时段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三个时段内武汉市的人口空间变动存在着显著差别，剖析了武汉市近32年来人口空间变动与郊区化的主要原因。

郊区化在西方国家的发生过程已经有基本固定的模式，国外学者对郊区化的研究能够在概念上统一起来；国内的“郊区化”研究必须针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从概念定义到模式过程都不可能照搬国外成果，因此在一些基础认识上还没有实现必要的一致。本文回顾了近年来国内郊区化研究的成果，尤其重点考察了现有国情下有关“郊区化”的一些重要概念。结合目前同样是热点的城市空间发展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如果从区域的角度来理解郊区化的概念，我国的郊区化实际上是城市发展从集中到扩散的一个过渡阶段，是城市与其郊区共同发展的一种过程。

城镇化道路和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两种不同思路，但目前占主流的城镇化道路，在城市功能、城镇化作用、可持续发展、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政府职能上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我们还是应该以发展大中城市为中心，自上而下实现城市化。

从城市化的现状水平与评价、城市化与工业化、城市化与内需、城市化与就业等角度分析了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有关城市化认识上的几个误区，同时指出城市化既非经济发展的必然手段，也非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一种经济社会演变过程。城市化的进程应遵循其自身的演变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