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跨市行政壁垒、搭建高效协同的跨市产业网络，是推动都市圈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文章以武（武汉）鄂（鄂州）城镇跨界地区为例，基于企业投资关联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 QAP 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揭示跨市产业网络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产业网络具有无标度性与地域根植性；节点中心度空间分异明显，呈现“武汉强、鄂州弱”及“北强南弱”的格局特点；各产业片区功能异质性明显，板块间存在协同与反馈效应，光谷片区与红莲湖片区是网络关联的主引擎，对其他板块辐射带动作用突出。企业邻近性、政策统一性、制造业成链性、道路连通性是影响网络关联的关键因素，基于此，从深化企业关联、均衡产业布局、强化交通韧性、优化宏观政策 4 个方面提出优化策略。

优质制造业企业是市场经济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基。文章深入研究优质企业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对地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利用空间统计方法测评江苏省企业空间分布特征，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探究企业分布的影响因素，借助地理加权回归进一步分析省内各县域培育优质企业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结果表明：省内企业分布南多北少，南京和苏锡常是企业集聚的高地，太湖东岸的企业集聚具有极化特征，仪征至溧阳是企业分布的断裂带。地方工业产能规模、金融支持和与国家中心城市的距离是培育优质企业的积极因素，但人均 GDP 进一步提升会阻碍优质企业培育工作的开展。不同县域培育优质企业工作中面临的难题也具有差异性。

餐饮业是城市商业中的重要一类，餐饮服务中心的规模大小、服务范围及分布规律符合中心地理论。随着移动互联网平台不断涌现，距离的影响不断减弱，中心地理论在此背景下的适用性受到质疑。文章以杭州为例，通过网络获取 2020 年至 2023 年线上、线下餐饮服务设施的时空序列数据，采用基于密度的中心计算方法识别不同级别的线上、线下餐饮中心，并观察中心数量、中心密度、腹地范围的变化，探究其分布演化规律，发现线下餐饮中心由“多中心”向“双中心”演化，中心的密度、腹地范围差异扩大，形成更突出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具有更强的中心性；而线上餐饮中心则由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向均匀的中心网络演化，其中心的层级性不断减弱，中心之间的腹地范围、密度差异逐步缩小。构建线上、线下餐饮中心的空间指标后，发现二者逐渐从空间高度耦合向空间分离演化。最后，通过对分布图示规律验证发现其均未遵循“市场原则”“交通原则”“行政原则”，文章提出符合线上餐饮中心分布规律的“均匀化”的原则，综合得出线下餐饮中心的分布依旧遵循中心地理论的规律，而线上餐饮中心则出现“去中心化”的特征。

政府推动的“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NBDCZ）建设，有利于改善城市营商环境，为数实融合提供基础条件。文章在测算了 2011—2022 年地级市的数实融合指数基础上，以 NBDCZ 为准自然实验，评估其对数实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NBDCZ 政策促进数实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NBDCZ 政策在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人均收入较高地区、金融发展相对发达的区域，驱动效应更加明显；传导机制显示，NBDCZ 政策主要通过改善市场、政策、法治、人文等城市营商环境，提高数实融合水平；扩展性研究发现，NBDCZ 政策对数实融合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但也产生“鸿沟效应”。因此，要协调“有效市场 + 有为政府”的作用，在创造数实融合“红利”的同时，缓解“数字鸿沟”。

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的谷物贸易数据，文章从“节点—组团—网络”视角分析 2013—2022 年全球国家间粮食贸易的微观、中观和宏观格局演变，并采用动态指数随机图模型解析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全球粮食贸易从离散少核向多核均衡发展。美国稳居粮食出口首位，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的粮食出口地位攀升，而俄罗斯和乌克兰因俄乌冲突粮食出口明显下降；中国和日本是粮食进口大国，墨西哥、埃及、西班牙粮食进口上升明显。②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连通性和集聚性增强、结构优化。东西向的跨地域远程贸易突出，邻近地域性组团愈发显现，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枢纽地位提升显著。③结构依赖和时间依赖效应影响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具体包括互惠性、择优依附性、传递性、稳定性。农业资源禀赋促进粮食出口，而市场规模和消费能力推动粮食进口，地理邻近、制度和文化趋同亦能有效促进粮食贸易。

如何有效推进城市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下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 WSR 方法论，文章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 33 个城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单个因素不构成高质量夜间经济的必要条件；产生高质量夜间经济的驱动路径有 3 种，即设施—数字技术—收入驱动型、收入主导夜间业态和数字技术辅助驱动型以及数字技术—夜间业态—安全感驱动型；产生非高质量夜间经济的驱动路径有 3 种，且与高质量夜间经济的组态路径存在因果非对称性。

具身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正推动着长三角地区加速构建世界级机器人产业集群。文章基于产业通数据库企业微观数据，深入剖析了南京市在长三角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中的功能定位、比较优势及发展制约因素。研究发现，依托丰富的科教资源，南京在产业链上游特别是数据处理与人工智能环节展现了显著的技术创新策源能力，但在科技企业孵化培育体系和成长期风险资本供给方面存在瓶颈。为巩固技术策源优势并弥合产业生态短板，南京急需以深化区域协同为基础，着力提升技术成果转化效率，完善全周期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以及优化多层次资本配置机制。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退散以来，旅游业反弹式增长为经济恢复提供了巨大动能，民宿产业在急剧的供需变化中快速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价格扭曲、市场失灵等问题。文章以北京四合院民宿为例，利用网络大数据和定量分析方法，研究超大城市特色民宿的价格分异特征及其机制，发现了价格受建筑特征、区位交通、周边设施等因素影响且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民宿所受影响具有异质性的结论，最后从城市管理、规划配套和民宿产业发展的视角提出政策建议，对推动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为解决城市居民住房突出问题，大力开展保障性住房建设，对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进民生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各地保障性住房的大量交付入住，保障性住房住户数据出现井喷式增长，为确保保障性住房合规入住，住房保障管理部门需要对居民不动产、收入、车辆、工商、税收等大量的数据进行采集核查，涉及部门多、信息安全要求高，因此保障性住房如何开展数据采集以及加强维护管理工作是一项相当棘手的问题，值得深思。基于此，文章针对保障性住房的相关数据采集工作以及如何更好地进行维护管理展开分析，希望能够给住房保障相关工作单位带来一定帮助及借鉴。

城市住宅价格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住宅的建筑特性能够决定其基本价值，但不同的区位条件也会使住宅价格产生差异。区位差异带来的交通、教育、医疗、休闲娱乐等服务的不同，会影响居住便利性，从而影响住宅价格。因此，研究到达公共服务设施的便利程度对住宅价格的影响，能够揭示住宅价格波动的内在规律，为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文章研究了南京市6个老城区和2个新城区住宅价格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通过收集2024年1月各小区的平均住宅价格，运用克里金插值法分析住宅价格的空间特征，再用网络分析法计算住宅到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最短时间，将住宅属性和通行时间成本纳入MGWR模型来探究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房价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南京市住宅价格由市中心向郊区递减，呈现圈层状分布，峰值出现在鼓楼区、玄武区和建邺区；（2）住宅容积率、小区绿化率、到达最近公园、公交车站、购物中心、火车站和三级甲等医院的时间对住宅价格有显著影响；（3）相同因素在不同城市空间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存在差异。

文章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伦敦大都市区产业—空间系统的协同关系，并通过梳理英国政策机制和空间规划体系的演变特征，总结产业—空间系统协同演化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伦敦大都市区产业—空间系统的协同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从内向外的圈层式跌落特征，在时间上表现为2001—2010年的失调衰退阶段和2011—2021年的缓慢优化阶段；（2）英国区域治理政策机制和空间规划体系经历了复杂变迁，呈现与产业—空间系统协同演化阶段在时间上的同步性。

文化软实力是衡量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文旅产业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和载体，把握时代挑战和机遇，持续激活文化资源，推动旅游科技创新，将有助于国家旅游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夫子庙是南京独有的文化印记，享有丰厚的旅游文化资源，但是从20 世纪90 年代至今，夫子庙地区的发展格局鲜有变化和创新，夫子庙的旅游品牌长期依托“老字号”“旧口碑”，已然进入发展瓶颈期。文章以智慧旅游的“南京探索”为依托，以“智慧夫子庙”文化创意产业为典型案例进行调研，以期为我国智慧城市的转型发展、文创产业新格局的打开以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实践借鉴。

现阶段我国农村居家养老已成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突出短板，进一步加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为政府的必然选择。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的搜索、复制、运输、跟踪和验证5 大功能，阐释了数字经济赋能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理论逻辑，并从准备、运行和评估3 个阶段出发，以江苏省为例探讨了数字经济赋能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实践路径。最后，文章建议把积极老龄观融入“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全过程，推进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

城市污染场地政府投融资风险评估时，存在对耦合风险因素发生的情景考虑过少且难以定量表示风险发生的概率的问题。文章基于“ 物理—事理—人理”（WSR）和情景构建（TS S）的WSR—TS S 理论，构建了城市污染场地政府投融资风险评估模型并加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二维情景下信用风险（W23）和项目建设风险（S33）的耦合导致的风险值最高，风险值为0.543 ；三维情景下信用风险（W23）和项目建设风险（S33）以及项目监督机制完善程度（R54）的耦合导致的风险值最高，风险值为0.339。WSR—TS S 理论能够较全面地识别污染场地政府投融资风险因素，考虑了耦合风险发生的情景并且进行了量化。研究结论和建议可以为城市污染场地政府投融资风险评估与管控提供思路和参考。

业态的混合布局是高品质城市空间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混合现象逐渐由二维平面转向三维垂直空间。文章从三维空间混合的角度研究城市业态的混合特征，并对发展成熟的城市中心区进行实例研究。首先基于网络爬取结合实地调研获取的北京西单中心区POI 业态数据，利用ArcGIS 软件构建业态密度立方体，分析业态在二维平面以及三维空间上的混合布局特征；其次，根据信息熵在土地混合利用中的计算方法，提出计算楼宇业态混合程度的公式，运用Python、SPSS 等数据统计软件，对中心区内符合业态混合条件的楼宇进行业态混合程度量化，分析业态在城市中心区三维空间上的混合变化规律以及浅析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研究旨在从业态三维混合的角度探寻一种新的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为有限土地利用条件下城市中心区的集约化发展作贡献。

仪器仪表具有广泛应用性，发展仪器仪表制造业对促进国防和国民经济各领域进步具有积极作用。研究基于1985—2019 年仪器仪表制造业企业数据和各省级经济数据，运用区域产业占比、探索性空间分析和空间滞后模型等方法，从地理演化视角研究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包括：①中国仪器制造业企业数增长显著，总体处于均衡发展状态，行业竞争激烈，产业地域分布格局总体变化程度较为缓慢，地域差距呈现先减小后增加的变化趋势。②省域仪器制造业及其细分门类演化特征遵循路径依赖，由东部沿海向内陆递减，并逐渐呈现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分布的演化趋势，东部地区在该领域发展优势远高于中西部地区。③全局尺度各省区仪器制造业空间依赖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变化趋势；省域间的仪器制造业发展状况仍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和川渝地区分别呈现空间溢出、极核极化、产业转移，产业衰弱特征。④产业结构、市场规模、交通运输水平、对外开放以及电能消耗对各地区仪器仪表制造业发展均起到促进作用，科技水平和政府支持对各地区仪器仪表制造业发展起到约束作用，同时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先发地区工业型乡村是20 世纪80 年代推动乡村工业化蓬勃发展的产物，但经过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发展，城市产业经济的比较优势日益凸显，而乡村地区的工业发展逐渐受到城乡发展差距、本土环境压力等限制，曾经辉煌的乡镇企业成为“低小散”和“脏乱差”的整治对象。在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在江苏省华西村、永联村为代表的乡村线性赶超城市模式和浙江省余村、黄杜村为代表的特色农旅转型发展模式之外，发达地区的工业型乡村是否还存在第三种发展方向？以浙江省泽国镇为例，研究其在环境规制的背景下如何利用既有制鞋产业基础找到新的比较优势，从而成功推动乡村地区转型发展。泽国镇的乡村转型实践符合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根据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寻找新的比较优势”，对我国发达地区工业型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文章设定两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成渝地区的经济溢出效应进行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研究表明，一方面，四川省内部产业联系强度高于重庆市，且处于不断加强的过程中，而重庆市内部各产业联系强度有减弱的趋势。另一方面，重庆市对四川省的外溢性影响大于四川省对重庆市的外溢性影响，且重庆市对四川省的外溢性作用主要来源于重庆市的优势主导产业。进一步研究发现，2007-2012 年5 年间两地的区域内产业关联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而区域间产业关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相对下降趋势。

为探究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重点战略以来的发展现状和时空演化格局，论文采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方法，围绕人口、土地、经济、交通、生态等5 个关键维度，识别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综合水平（与全国比较）及其内部的区域差异，把握其时空变化规律。研究发现： （1）在国家战略驱动下，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发展增长趋势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经济带内部区域发展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不均衡性，呈现“从西到东递增”和“两端高、中部低”的空间特征； （3）全域协同发展水平有所提高，各省市间的差距在时序上呈不断缩减态势。建议未来在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中游地区的发展建设，进一步发挥黄金水道的作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文章从“空间”视角出发，以2014—2018 年珠江—西江经济带11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区位熵、自然断裂法、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考察珠江—西江经济带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态势和关联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垂直关联模型，运用3SLS 探究两个产业间的协同定位关系，结果发现：①珠江—西江经济带制造业主导区域主要位于东部珠江流域；生产性服务业主导区域呈现“广州—南宁”两极化分布。②珠江—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关联效应逐步增强。肇庆和佛山表现为“高—高”集聚模式。③珠江—西江经济带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存在一定的协同定位关系并受城市规模和交易成本的影响。

政府主导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容易忽视多元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与作用发挥，进而使社会力量难以积极参与到名镇保护行动中。文章引入社会资本理论，根据“信任—网络—规范”结构对名镇社会资本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保护中的重要意义，发现名镇社会资本呈现网络断裂、信任缺失、规范不足现状，致使名镇保护协商遇冷、合作受限、行为失范。因此，需要从社会资本三要素出发，健全名镇多元主体关系网络、重建名镇社会信任体系、完善名镇行为约束规范体系，重塑名镇社会资本，实现名镇保护路径优化与协同治理。

文章以郑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 2015—2019 年住宅用地出让数据和兴趣点数据(POI)， 构建反距离加权插值模型剖析城市内部住宅地价空间分异格局，并进一步运用地理加 权回归模型从区位、邻里、个别层面探讨城市住宅地价空间分异的成因。研究表明:(1) 环绕中央商务区和经开区两高值中心，郑州市形成东部高于中西部且以中央商务区为核 心向外围圈层式递减的住宅地价空间分异特征 ;(2)各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排序为容 积率 > 大学 > 办公楼 > 地铁站点 > 公路 > 小学和中学 > 地理中心 > 中央商务区 > 三 甲医院 > 宗地面积 ;(3)受城市公共产品空间配置失衡影响，各因素对住宅地价的影响 具有空间分异性。据此建议，政府应继续推进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缩小区域间公共 产品的差距，从而缓解优势地区住宅地价上涨压力。

可持续价值增值方法可以衡量某个企业或某个行业的可持续价值。文章将可持续价值 增值方法延伸到基础设施项目的可持续价值衡量，通过选取合适的变量衡量基础设施 经济、社会和环境 3 个维度的表现，对中国 24 个省市的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可持续价 值进行衡量比较。研究发现:1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基础设施 PPP 项目可持续发展不平衡; 2我国基础设施 PPP 项目建设普遍存在牺牲环境效益追求经济利益的问题。

城市更新作为当今各大城市发展核心战略之一，能够提升区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而其对区域周边住宅价格的影响亟待深入讨论。论文以深圳市为例，基于2019 年6—7月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周边1002 个住宅二手房挂牌单价数据，在传统特征价格模型的框架下，将城市更新特征引入模型进行拟合，并结合回归结果与边际价格分析了深圳市城市更新对周边住宅价格的总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住宅周边的城市更新项目对其价格具有显著增值作用，且该增值作用随项目数量、项目容积率、公司注册资本递增，而随项目距离递减；从影响程度来看，商业项目＞居住项目＞工业项目，不同类型项目对周边住宅价格影响的途径也各不相同。

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志，发展先进制造业有利于培育江苏省在产业中的竞争力。采用区位熵和修正的EG 指数对江苏省先进制造业整体及其13 个小类产业的集聚程度进行测算，并使用地理探测器对其集聚的影响因子进行探测。结果表明：（1）江苏省先进制造业在区域间的集聚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态势。（2）13 个小类产业的集聚程度也各不相同，其中物联网业、集成电路业和新型显示业是集聚程度最高的小类产业。（3）江苏省先进制造业集聚受多种因子共同驱动影响，随着产业的发展，地区政策因素成为最核心的影响因素；且任意两个因子的交互探测的影响力均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地方财政支出与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的交互影响力水平最高。

城市开通地铁不仅会提升交通便利度、改善城市结构，而且会给城市产业和经济带来质的影响。但是各个城市开通地铁究竟对城市GDP 的影响方向如何，大小如何，还没有统一认识。因此文章把城市开通地铁作为一个自然实验，以中国284 个2003—2015 年地级市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合成控制法分别研究了12 个开通地铁的城市对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南京、成都、重庆、苏州、昆明、宁波、武汉、杭州、西安和哈尔滨等10 个城市开通地铁对人均GDP 造成正向影响，沈阳和佛山开通地铁对人均GDP 造成负向影响，并且南京的正向影响最大，佛山的负向影响最大。有效性和敏感性检验均表明文章结果的稳健性。

工业遗产在日本地方城市振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相较于早期基于科学研究和文物保护的工业遗产普查，近年来日本从中央到地方均普遍将工业遗产视作重要的产业资源和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新引擎。文章在对日本工业遗产政策的演进进行了梳理的基础上，以日本传统工业城市北九州市为例，探讨了其城市产业转型背景下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以及旅游开发过程，并具体讨论了工业遗产转型的3 种模式：企业博物馆、地方公共设施和旅游商业设施。

南京老城是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核心区域，老城更新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纠葛与利益博弈，致使城市更新进程频陷困境。文章以南京老城南仓巷地块更新停滞项目作为典型案例，对其更新停滞背后的政府、开发商、居民三方利益博弈进行详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南京老城更新困境进行反思。研究发现老城更新是一个长期性、渐进性、多层次的多方博弈过程，更新建设中多元主体利益间的碰撞、不同主体权力与权利间的相互制约以及时间与空间演变所带来的历史矛盾是导致部分南京老城更新项目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最后对南京老城南仓巷地块的更新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老旧小区更新有助于改善人居环境、优化城市空间、推动经济发展，而资金筹措模式是更新的重要环节。由于更新项目繁多、利益难以统一以及盈利性不佳，传统资金筹措模式难以持续大规模地推进项目进展。研究提出“政金合作模式”和“社会资本自主维育模式”两种资金筹措模式，并分析其操作流程、经验和优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决策部门创新老旧小区更新资金筹措模式提供参考和依据。

工业型小城镇在国家各类职能小城镇中占据重要地位，用地作为各项城镇功能的物质载体，对城镇建设发展起到基础性作用。我国的城乡建设用地资源有限，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对小城镇用地演变规律及驱动机制进行探究，以提高工业型小城镇的用地效率，优化其空间布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文章针对工业型小城镇特点，从“整体—局部”两个尺度，运用主成分回归分析及Logistic 回归分析手段，构建用地演变驱动机制分析的“两层四类”分析方法，并选取四川省绵阳市松垭镇为案例地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整体层面，松垭镇用地演变的驱动机制以经济发展为主导，其他要素次之；局部层面，不同类型新增用地根据自身属性及周边用地需求进行扩展。文章期望通过针对工业型小城镇提出的分析方法及研究成果，增进对工业型小城镇的科学认知，为其用地布局优化提供参考。

为揭示福建省经济、人口、土地的协调关系现状，文章遵循分类比较思路，利用统计年鉴及土地出让资料，对2013—2017 年经济、人口、土地3 个维度的增量和增速数据开展分层聚类分析，将67 个县市归并为人口扩张引领型县市、经济扩张引领型县市、土地扩张引领型县市3 个大类，然后根据3 个维度的引领程度强弱将所有县市进一步划分为7 个细类。研究重点探讨了各类县市在经济、人口、用地扩张过程中的协调关系与主要特征，进而提出了建立建设用地指标动态管控制度、在省域内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等政策建议，以促进各要素的自由流动、协调发展和高效使用。

城市用地迅速扩张和人口急剧增长是我国城镇化的主要特征，协调两者关系这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学者们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探讨。文章在介绍我国人口与用地协调关系评价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阐述各类评价方法的适应性和局限性，指出目前的人口增长与土地扩张评价角度多样化，为制定不同层次的政策提供了基础，但微观尺度研究不足，评价方法普遍对城市用地集约与否的敏感度不够。协调性评价的目的之一为调节人地关系，因此在当前城市蔓延的状态下，应加强对城市用地集约与否敏感的人地关系评价方法研究。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征地争议的解决对于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着重从宏观发展环境视角探讨了经济发展和城乡差距因素对征地争议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并利用2010—2017 年间中国大陆29 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和城乡差距对征地争议的产生有着显著影响；其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征地争议的影响表现为先增后减的倒U 型变化趋势，土地增值、第一产业产值占比偏高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都易引致更多的征地争议，而财政支农支出占比的提高则有助于缓和冲突、减少征地争议。论文最后从完善规范地方政府征地和土地出让行为、优化经济结构、提升财政支农力度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乡村治理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社会全面小康的关键。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乡村建设与发展产生嬗变，但其主体构成仍为小农家庭，长期既存的小农经济维持了农村社会与经济的稳定，但也因其经济行为逻辑性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导致了治理结构失衡、治理效能未充分发挥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因此基于恰亚诺夫的小农经济理论，结合山东省店子镇高崖村的实地调研，发现解决鲁南地区乡村治理困境不仅要依靠治理制度与政策的改革，还要依托产业兴旺策略，逐步转变村民固有的小农经济思想，发挥农村经济组织的治理功能，将小农经济与乡村治理统筹考虑，探索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新模式。

城市房价的空间分异特征能够有效反映居民对住房影响因素的偏好。文章应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南京市房价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相比于传统房价模型，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不仅能够有效地处理空间异质性，而且可以通过确定每个影响因素的专属带宽，进而反映影响因素与房价之间变化关系的空间尺度范围。研究结果对于房价调控及相关因素的规划具有理论和指导意义，即根据影响因素的带宽大小和影响变化进行全局或局部规划。

人口结构变化对地区房价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控制地区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口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主要实证结果显示，老年抚养比上升 1% 使房价降低 1.35%，少年抚养比上升 1% 使房价降低 0.30%。依据实证结果推断，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加剧，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化率以及实际 GDP 等因素增速放缓，房价上涨的内在动力逐渐减弱，甚至逐渐转为下跌趋势。基于研究结论，建议监管部门应结合房价内在变化趋势制定监管政策，而非持续打压房价，房地产相关企业也需结合房价未来趋势制定发展战略。

在网络时代背景下，以广州市代表性“网红咖啡店”为对象，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初步探讨了网络平台对实体店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在网络与实体经营共生的阶段，网络一方面对实体店业绩具有短期促进效应，另一方面也造成经营者与消费者诉求的分化、视觉消费与实体消费的冲突。“网红咖啡店”在对两种空间的互构和融合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空间形态。在以实体经营为主导的再生阶段，虚拟世界营造的体验与现实世界的冲突最后导致这种消费新空间重构的解体。从“网红咖啡店”的变化历程可见，在网络与现实的共同进化中，重构和解体是变动不居的，这些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如何厘清城市内部旅游流空间集散特征是城市旅游协调发展的重要议题。以洛阳市为案例区，通过多源数据的融合，基于核密度空间分析、时间分层法，探究了洛阳市旅游流空间集聚和扩散特征。研究发现 ：①城市旅游流空间集聚总体上呈现出“大分散、小集聚、斑块化、小区域”和“一极多核”的特征。②城市旅游流空间聚集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季相特征，冬季偏聚于中心城区，而夏季游客群体表现出向下辖各县市流动和扩散的倾向，季相性的旅游流空间收敛和发散特征明显。③游客在各景区点之间扩散路径模式为单点型扩散模式、区域内扩散模式和跨区域扩散模式 3 种，而在各县市扩散路径分为单一点对点模式、多点线型模式、环形链模式和“茎 + 花瓣”4 种模式。研究结果可为城市旅游交通优化、旅游线路设计、空间结构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旅游流空间分析提供了新的数据获取方式，推动旅游流空间尺度研究体系走向完善，扩展了当前旅游流空间扩散研究的视角和思路。

随着城市中心区规模尺度的不断扩展，在公共服务设施持续集聚及空间不平衡机制作用下，中心区内部会形成多个不同规模、功能及区位特征的硬核，而多硬核的格局一旦形成，便会存在相互间的作用力与竞争关系。这一作用力受空间、业态及交通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并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使得中心区始终处于整体上极化集聚，而内部结构不断变化的半极化结构状态。文章在深入剖析空间、业态及交通 3 个因素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 SIT 引力评价模型，对中心区硬核间的结构关系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可以直接反映出中心区硬核间的功能结构关系，并对硬核未来的功能结构演替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以南京市新街口中心区为例进行了研究，应用 SIT 引力评价模型对其功能结构现状及发展进行了评判。

以江苏省 13 个设区市为研究对象，以 2000 年、2009 年、2018 年为时间断面，构建了高速交通优势度和旅游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高速交通系统与旅游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全省高速交通优势度稳步提升，苏南地区以南京为核心、沿沪宁线逐步形成了高速交通优势带，苏中和苏北地区高速公路网尚显不足，高铁建设严重滞后；全省旅游业发展水平南强北弱的空间格局变化不大 ；全省高速交通系统与旅游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逐渐提升，从重度失调转变为初步协调，但耦合协调度总体仍不高，空间分布上自南向北递减；全省高速交通发展水平相对高于旅游业发展水平，省内大多数城市为旅游滞后型。

商业聚集及其影响要素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对其客观规律进行研讨应是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城市商业网点规划与科学管理的必然要求，但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仍十分欠缺。以我国中部中心城市长沙为例，运用 GWR 模型对零售商业空间集聚影响要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剖析。研究表明 ：①长沙市仍保持“市级—区域性—社区级”的商业空间结构，不同城市空间要素对零售商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强弱与正负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并总体呈现“中心—外围”结构 ；②市级商业中心受人流量、地铁建设、商务办公、名胜景点等要素影响较大，对区域性商业中心呈现积极影响的因素依次为人流量 > 居住 > 商务办公 > 地铁 > 学校，社区级商业中心的推动因素主要为公交与居住空间 ；③地铁与公交站点对商业集聚性的影响存在空间互补性。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微企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国家和地方层面均采取了一系列应急响应措施并出台产业政策保障企业安全复产。文章从时间、空间、措施 3 个维度，通过地理学时空分析与政策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疫情期间长三角地区各地产业政策响应及扩散特征。结果发现，在全国范围内，长三角地区在应急和复产阶段呈现自下而上式的急速响应，且表现出“短时、快速、点状共发”的扩散特征。对中小微企业的扶助手段方面，省级和地市级复工复产的惠企政策措施相似，借助金融、税收、补贴等政策工具给予支持，但是，各地级市的产业政策较省级政策更加细化，在细分行业、专项补贴、员工保障等方面体现出地方政策柔性，反映出各地常态下的产业发展优势与特色。通过对政策文本的分析，总结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在应对大规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经验，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政府公共管理提供经验借鉴。

随着创新成为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动力，创新区作为创新活动空间载体日益引起地理与规划学者的关注。文章利用 2017 年专利获得、论文发表数据，通过核密度分析法划分广州创新区的类型，诊断其空间分布及资产特征。研究表明：广州创新区呈“核心—边缘”及多核心空间分布格局；将广州创新区划分为“大学 +”辐射型（五山片区）、混合发展型（农林片区）、大学主导型（大学城）、企业引领型（科学城）4 种类型；4 类创新区均具有创新氛围不足、本地网络联系少等共性的资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