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引领各阶段城市发展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规划总纲，城市总体规划对城乡规划体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2015 年3 月18 日，《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 － 2020）》（2015 年修订）获得国务院的批复，将促使宁波城乡规划体系进行完善和调整。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市总规编制进程的规划体系演进历程，在分析宁波修订版总规对规划体系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序列、四层级”的城乡规划体系重塑方案。

城市规划的现代化不仅是顺应潮流，更是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方式之一。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下提升规划能力，应以法治为内核，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将依法规划深入贯彻到规划的编制和管理中去，在整个规划流程中强调公众参与和部门协同，优化部门职能配置，更多地注重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提升城市生活的质量。本文通过对A 市规划局在近年来相关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在今后的规划编制中强调公共性和理性，在执行中强调法治，在监管中强调部门协调和公众参与以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视野下的郑州都市区规划体系构建，除须考虑“城市”利益之外，更应兼顾广大农村空间、生态空间的利益。只有使规划体系覆盖全域，构建贯穿“编制—审批—实施保障”全过程的平衡多元利益主体的规划平台，才能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引领城乡一体和谐发展。

从促进农村家庭城镇化的角度对城乡规划转型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社会转向”与“家庭转向”两大转型方向。经过30 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农村、农村家庭均发生了深刻改变。在城市文化冲击乡土文化、农业工业化生产方式取代传统小家庭农业生产方式的大背景下，农村家庭或主动适应城镇化进程或被动卷入城镇化进程，农村家庭空间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出现离散型农村家庭、寄居型农村家庭与留守型农村家庭等多种家庭类型。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极其显著，但在城市蔓延、乡村消失的此消彼长中，城市却还未准备好大规模接纳农村家庭。在此背景下，城乡规划应主动承担社会建设的职责，特别是在促进农村家庭城镇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加快“社会转向”与“家庭转向”，以进一步提升规划的社会效益。

对比不同时期国家法律法规对控规编制内容与审批的相关要求，指出控规法律地位逐步提升，控制内容由开发容量控制向民生需求导向控制、资源环境保护控制拓展，各类要素的控制刚性也呈现分级差异；以控制内容体系及各类控制要素调控刚性的创新为切入点，梳理地方控规改革的实践特征。结合当前存在问题，指出未来控规研究与实践的重点方向。

从后现代主义的内涵入手，指出了其两方面基本特征，即是对现代主义大叙事的质疑，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并尝试归纳了其定义；继而剖析了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和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主要区别，指出后者相对于前者是以“反叛”对抗“理性”，以“博爱”对抗“狭隘”，以“多元”对抗“单一”，以“文脉”对抗“机械”。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后现代主义对现阶段中国城市规划的四方面启示，即规划主体从“长官化”到“人民化”的转向，规划目的从“高速化”到“高质化”的转向，规划方式从“蓝图化”到“过程化”的转向，及规划内容从“硬规划”到“软规划”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