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位置服务的人口迁徙数据能够直观、动态和详尽地描绘城乡居民日常活动的行为轨迹和时空特征。文章采用腾讯迁徙数据，通过时空统计和复杂网络方法分析泛珠三角地区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和结构特征。结果表明：泛珠三角地区人口日常流动的时空分异和层级鸿沟特征明显，春运期间总体呈现“S”型反向交互模式，各城市度中心性与所属层级高度耦合，时段演变趋势具有差分空间正相关关系，Ⅰ型、Ⅱ型城市度中心性及其波动幅度显著高于Ⅲ型、Ⅳ型；迁徙路线方面，省内流动呈现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为辅的“放射型”结构，跨省流动主要表现为以珠三角地区为核心的“扇形”结构，同时伴有“两横两纵”4 条高密度的迁徙走廊；结构均衡方面，Ⅰ型、Ⅱ型城市结构不均衡度较高，凭借强势的虹吸效应形成城市发展的外生驱动力，Ⅲ型、Ⅳ型城市结构不均衡度较低，与周边城市的共生性、对省会城市的依赖性较强，城市发展处于被极化的边缘位置。

当前中国乡村地区正在发生着新一轮的自下而上的非正规城镇化进程，孕育于乡村集体土地上的非正规产权房是其中的一股特殊力量，但往往由于其“非正规性”而被忽视。文章基于福安市3 个典型城郊村落的调研，揭示非正规小产权房的人口流动和乡村城镇化效应，并探讨其潜在问题。研究表明：（1）小产权房的发展使得乡村在就业结构、土地利用、物质景观和经济业态等方面历经了向非农化、城镇化和多样化的转变；（2）以小产权房为媒体吸引外来人口定居并在县域内形成链式和递进式的流动路径，本地村民通过建设/ 出售小产权房实现土地变现，并迁居城镇，提高了官方城镇化水平。研究认为，以小产权房为载体而带动的人口流动和城镇化效应，在现行法律约束和制度管理下存在发展和治理问题，如何有效应对是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是城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人口由城市向乡村流动的新动向。在中国城乡关系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城—乡人口流动的研究对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外学界基于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演进过程，对城—乡人口流动现象开展过系统研究。文章利用CiteSpace 软件系统梳理了国外相关研究文献，从人口流动转向、流动人群特征、流动动因机制及其对乡村地区的影响等4 个方面对主要研究内容进行全面梳理，总结国外城—乡人口流动的模式、动力机制和影响，最后通过比较指出中西方研究的差异，以期为国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以及鼓励市民下乡等农民培育政策的大力支持，大城市郊区的新农人越来越多，推动了农业发展转型。不同类型农民对决策的偏好不同，新农人已经被认为是坚持运用生态原理务农的农民群体。然而，人们对新农人如何影响农业生态化的实证研究较少。因此，论文收集了农民采用不同种养行为的情况，并采用样本选择模型来探究新农人对农业生态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农人和传统农民对农业生态化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新农人种养行为的生态化程度相对更高；新农人对采取不同生态化种养行为、提高种养行为的生态化程度都有显著积极的影响。农业生态化的差异可能是由农民对农业生态化生产的认知、对不同生态化种养行为的偏好和农业生产目标的差异造成。

互联网为欠发达地区摆脱区位劣势、走上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提供了可行路径。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不仅存在于实体空间，更存在于虚拟空间，虚拟集聚已经成为更具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集聚。通过互联网和电商平台，欠发达地区可以破解交易信息匹配难题，让线下小众商品得以对接广阔的虚拟市场，进而有效地促成实体生产的就地发生，开启虚实互促的双重集聚进程。人口回流是实现双重集聚的关键。草根创业者、网商群体以及回流人才在欠发达地区双重集聚的形成、发展与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包容与服务是欠发达地区突破发展困境的重要保障。

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乡镇聚落的逐渐衰落，这被视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常态，中小城镇与乡村一直被看作是经济与人口流出的劣势空间。但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与快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完善，也有不少乡镇在网络社会中找了到新的发展契机，通过主动适应新趋势实现了经济复苏和人口回流。研究以“中国文印小镇”湖南省新化县洋溪镇为例，调查其在地方空间和流动空间交织影响下的产业、人口及活力演变，总结并讨论当地活力提升的驱动机制。最终，文章结合案例研究更为具体地探讨了地方空间与流动空间的互动关系，并证明：在“避免与流动空间断裂和脱钩”的前提下，地方空间层面“形成有效的地方政策和空间响应”和“挖掘深层次的地方网络和社会需求”对乡镇活力提升至关重要。

文章以南京市江宁区黄龙岘村和苏家理想村为研究区，基于实地勘探和深度访谈对这两个大都市边缘区村庄的乡村绅士化发展特征和机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乡村绅士化的发展特征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构成转变、乡村住房构成替换、乡村空间景观重构以及乡村经济文化变化。乡村绅士化进程由政府、企业和绅士群体三方共同推动。黄龙岘村和苏家理想村的乡村绅士化发展特征和机制存在差异。尽管两个村均由政府引导下的资本下乡所推动，但在人口替换程度、乡村住房功能和风格、乡村景观特色和乡村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上均存在差异。在黄龙岘村，政府搭建发展平台，引导村民发展乡村旅游业，原住民成为绅士化主体；而在苏家理想村，企业为从事相关业态投资的绅士群体搭建平台，外来绅士群体取代原有居民成为建设主体。研究旨在深入认识和理解乡村社区多元化的绅士化进程，为推动乡村发展转型提供路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