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农作物产量、耕地面积对农业总产值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关于化肥施用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则存在分歧，而农业专业合作社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则鲜有研究。为验证上述结论并弥补研究缺失，文章以武汉市7 个行政区为数据统计单元，以2007-2017 年为数据分析时段，利用S P S S 相关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技术，检验农作物产量、耕地面积及化肥施用量，探究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与农业总产值的关系。研究发现：①农作物产量及耕地面积对农业总产值有近似正向线性促进作用；②多因素共同影响下，武汉市各行政区化肥施用量与农业总产值呈负相关性；③武汉市各行政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增量与农业总产值呈现三次函数关系。研究建议：持续地增投合理数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武汉市各行政区当前行之有效的农业总产值提升手段。研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调控年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在恰当区间时，其对乡村振兴有积极推动作用，但增量不足或过度新建则有可能给乡村振兴造成反效果。

东北地区农林空间占全域总面积80% 以上，承载着国家粮食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重要职能，但在城镇化进程中也显示出环境承载力下降、农林转型动力匮乏、二三产业发展低效无序、村镇空间布局零散等突出问题。本研究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导引，依托典型村镇聚落调查，针对村镇空间现状特征和矛盾问题，契合村镇资源特征与发展目标，尝试提出以农林生产和生态保障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思路，从绿色集约与功能重识、绿色资源与空间配置、绿色产业与三产融合、绿色人居与差异发展等方面构建支撑东北地区村镇空间发展与治理框架，旨在从基本层面提升东北农林地区村镇空间发展与治理的科学性与实效性，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空间规划策略与技术路径。

当前的乡村振兴实践中不乏高度依赖财政资金的样板乡村，而对乡村发展中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却关注不足，未能起到真正的示范和推广作用。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在30 多年里从无到有地培育出白茶产业，并带动了溪龙乡的乡村重构，是内生动力驱动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本文从历史视角研究白茶产业驱动溪龙乡乡村重构的特征和机制，并从个体视角剖析白茶产业兴起前后，居民对本地经济、社会、环境、空间等方面的感知变化，最后提出对乡村规划的若干启示。我国乡村地区丰富多元的资源禀赋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具有根植性的乡村产业，白茶产业仅是农业型乡村的一个典型代表。规划师应深入研究乡村发展的产业基础，探索基于内生动力的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之路。

现代苏南乡村发展缘于“苏南模式”时期，大规模乡村工业化所形成的大量工业村影响至今，厂村交错、空间破碎，是东部发达地区“厂村并进”的典型代表，工业村转型发展成为新时期苏南乡村振兴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苏南乡村工业化发展和工业村演化历程分析，比较了厂村混杂型、相邻型和分离型三种典型工业村的特征；从宏观区域层面分析工业村分布机理特征，从微观层面剖析了苏南工业村发展的现实困境。针对性提出产村融合理念，构建苏南工业村振兴策略框架，通过在镇域层面构建产村一体化单元，推进乡村工业用地整合优化；在村落层面建构产村融合振兴策略，突出服务设施复合、环境景观契合、社会网络融合，建立厂村治理协同机制，探索产村共建共治路径，助推苏南乡村的再次振兴。

偏远民族地区贫困村寨大多存在发展与保护的权益矛盾。如何使稳固脱贫与振兴发展同民族文化基因可持续传承的目标得以共同实现，成为许多偏远地区民族村寨当下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在详细阐述贫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内涵、特征及其价值的基础上，辨析贫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的保护困境，引入整体性文化保护理念，搭建贫困地区民族村寨的振兴框架：包括从民族社会与聚落环境、人文图式与生态景观着手进行个性化与特色化的基础竞争力维育；从生态产业与产品发展、文化产业与品牌创造着手进行核心竞争力创培；从环境修复与设施完善、网络联动与区域协调着手推动一体化竞争力提升，以期实现民族贫困村寨脱困致富与振兴发展的良性循环。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建设与发展面临动力机制、发展目标和建设重点的转变。面对物质更新和功能复兴的任务，从生态、文态、业态、形态及社态五个维度构建乡村全面振兴的“五态融合”模型。以薛下庄村为案例，在物质更新层面提出村域宏观结构控制到村落中观空间组织，再到节点微观环境设计的技术体系；从村域生态保护、乡村文化传承、村域产业规划及多元化乡村治理四个方面推进乡村功能全面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