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几何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以全国为参照标准对苏北5 市2000 ～ 2009 年的相对资源人口、经济承载力进行计算，并将其计算结果与主体功能区战略相连接，分析得出：徐州面临人口、经济双重超载的问题，应划为优化开发区，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4 市则表现出人口超载、经济在满载周围波动发展的状态，均应划为重点开发区。降低人口压力是整个地区共同面临的任务。同时徐州还应注重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积极推进地区经济朝集约化、网络化方向发展；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4 市则要大力承接苏南产业转移、壮大自身经济规模，努力构建地区经济的集群发展模式。

自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后，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梳理国内相关规划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广州市为例，结合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主要目标要求，从广州市、5 类主体功能区两个层面构建了市层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管制指标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将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目标落到实处，而且将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并为市层级进行相关规划（特别是主体功能区规划）管制指标体系的研究制定提供一定的借鉴。

国家的主体功能区划是一次重大的实践，但是要解决的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区域划分和分工等追求发展效率的问题，而是要同时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区域与区域的矛盾，其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区域生态补偿。任何的生态补偿政策都是“嵌入”于具体的区域制度当中，因此本文以我国的行政经济区域制度为切入点，从区域生态补偿的责任机制、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等三个维度探讨其理论和实践上的难点问题，并分析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负面影响。在主体功能区划的战略格局下，如何在区域制度的约束中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本文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经济援助和人口迁移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思考。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要求限制开发区放弃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限制开发区的经济发展权。市场机制作用下，在城市化地区以其工业品和服务品交换限制开发区的农产品和生态产品的过程中，限制开发区的经济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城市化地区通过制度创新、产业关联、空间关联、政策关联、项目合作、企业合作、园区共建、资金及资本输出等方式，带动限制开发区经济发展，既是妥善处理区域主体功能和辅助功能的要求，也是弥补限制开发区经济发展权损失，使不同区域共享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成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2010 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正式出台，“主体功能区”从一个概念和构想变成了跃然纸上的规划，但要把规划文本转换成新的国土开发空间格局，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文探讨了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可能面临的各项挑战，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政策细化以及制度基础的完善问题。